（原标题：丰子恺五十年忌：朝向内心的流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50年前的今日，1975年9月15日，漫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因癌症病发于上海华山医院病逝，享年76岁。3年后的6月5日，一则为丰子恺平反的书面通知送到其长子丰华瞻手中。他在国家彷徨的10年中被埋没的漫画及随笔，这才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门显学。
而在大陆之外，丰子恺的日常书写则备受推崇。正是香港学者小思（原名卢玮銮）在1970年代中期，首度向香港公众系统介绍了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如今，虽然画坛已难以寻觅“子恺漫画”的后继，但丰子恺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如同拓片般，拓印自旧时江南的幽暗风景，被传递，被展读，被文化旅游产业所征用。细察丰子恺在当代的接受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告别宏大叙事的思潮。透过阅读丰子恺，久已迷失的日常，重新成为我们文化感受力的核心。
重新发现丰子恺
在经历新批评以降的理论爆炸后，我们已不再相信一个宏大的、线性的文学史叙事。或许，应该有一种文学的地质学，在其中，不同时代的文学地层互相挤压、融合、创造、再生。某一具体作家，其生平与作品，不过是文学地层之间地质反应的产物，是一块留有时代印痕的化石。透过不同化石的组合，论者可以拼出截然相反的文学史叙事。故而，重写文学史仍是必要的，这一行为，往往是对当下文学境况的间接回应。
在其于1975年逝世时，丰子恺似乎难以逃脱被历史的地层吞没的命运。彼时的读者倾向于将他视为一位非关政治的儿童画家，因其主题的次要性而难以成为文学艺术史叙述的主流。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规定了论者的视野，他们目力所及的，乃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文学不过是由无尽的斗争磨砺出的些微火星。
即使到改革开放初期，主流学界对丰子恺文艺成就的盖棺定论，依旧着力强调其与革命若即若离的关系。他被描述为革命的“同路人”，上海作家王西彦写道：“纵观他的一生，他应该是属于归向革命洪流的，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战斗成员，不过在前进的道路中，步履比较缓慢，有时且不免有些踟蹰而已。”由是，丰子恺与俞平伯、梁实秋、林语堂等非革命的，甚至带有那一时代语境下的“政治污点”的作家的联系被淡化，他思想世界里尤为重要的佛教因素，甚至一度遭到忽视。有论者称，丰子恺之所以皈依净土宗，不过是受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想影响而误入歧途。
大陆之外，丰子恺的文化声誉，则较少被此类宏大叙事遮蔽。1970年代，香港作家小思发现了丰子恺漫画及散文的价值。她遂成为香港首位向大众推介丰子恺的学者，并与晚年的丰子恺建立了书信联系。小思回忆道：“那时，我为漫画配上文字的文章，刊登于《中国学生周报》，在选取丰先生的漫画时，我都是面向年轻人而选材。我借文字带领那些不认识丰先生的漫画画意的年轻人，进入画中。”在丰子恺作品于大陆重新结集出版前的1977年，她就已在香港编辑、整理丰子恺的闲适散文及其他文字作品并付梓。
与此同时，大陆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解冻的信号。1978年8月23日，上海《文汇报》以《丰子恺遗作》为题发表一幅画作。不久后，在丰子恺亲属与友人的共同努力下，一篇丰子恺的生平小传于北京的《新文学史料》杂志见刊。但迫于彼时大陆的文化氛围，人们必须审慎地处理丰子恺留下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83年，丰子恺之女丰一吟编选出版父亲的首部散文作品集时，与佛教相关的内容遭到大面积删除。
不过，随着思想环境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丰子恺的出版物愈发丰富，丰子恺研究也逐渐有了更多元、丰富的向度。1984年，丰子恺的亲友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非营利团体――丰子恺研究会，并开始编印内部通讯刊物《杨柳》。这一刊物最初由丰一吟编辑，后来则由桐乡县政府主持。
之于他的故乡，丰子恺也已然成为一张可以用来招徕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名片。1985年，丰子恺逝世10周年之际，其位于石门镇的缘缘堂旧居得到重建并正式对外开放。在他笔墨间浮现的文学地标，再度变得具体，尽管在一开始，这一商业纪念馆，充斥着廉价旅游纪念品和丰子恺作品的仿作。但它的出现却意味着，在长久的空白之后，丰子恺重新成为了当代文化地景的一部分。
儿童的崇拜者
然而，当丰子恺被看作一座文化富矿得到充分商业开掘时，当他为普通读者创作的漫画遭翻印成售价高昂的精美画册时，之于21世纪的读者，我们究竟应该在怎样的文化坐标系中，确定丰子恺的位置？
透过回望丰子恺作品的早期接受史，我们或许可以觅得一份答案。早在1941年，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已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翻译成日语，作为中国丛书的一册出版。在该译本序言里，吉川幸次郎称赞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对此，他解释道：“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