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加速的历史，失落的记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巴黎有许多地标，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圣母院、奥塞美术馆、蓬皮杜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但我最倾心的一直是先贤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最初对先贤祠的理解相当粗浅，只是觉得一个国家能将哲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放在最显赫的位置，呈现的是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但在经历过启蒙时代、崇尚思辨的法国，围绕先贤祠的争论一直很多，“尊重哲人≠造神”“应否尊重不愿进先贤祠的权利”都是时常被讨论的话题，而这些才是更深层次的“法国价值”所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建成于1791年，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和大仲马等。
如果仅仅依靠一堆名字堆砌记忆，会不会是另一种虚幻，让先贤祠变得“形式主义”？《记忆之场》一书中写道：“谁在先贤祠里？有教养的法国人犹豫而又肯定地说出五六个名字，这已经是历史未对这座卫城产生影响的标志：先贤祠是虚幻的殿堂，是将匿名者神圣化的地方。”
《记忆之场》
法 皮埃尔・诺拉| 主编
《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
折射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先贤祠所定义的“伟大”，让法国人对政治脱敏
先贤祠仅仅安葬十余位政治人物，数量远远不及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被视为法国尊重知识、漠视权力的象征。但在多元化的法国，它同样不是民族意见的全部。对政治的忽视，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回避某种历史矛盾。当然，事实未必如此严重。
《记忆之场》提到，圣日涅维芙（即圣日内维耶，生活于公元五世纪，法国巴黎的主保圣人）、圣女贞德、亨利四世和戴高乐将军都不在先贤祠里。“一边是伟人，另一边是圣人和英雄；一边是共和国，另一边是君主（包括共和国君主）：法国的两种记忆从未融合在它献给自身辉煌的纪念碑里”，但这种孜孜不倦的区分，恰恰是法国历史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对伟大人物的怀念占据着相当重要的部分。在界定“何为伟大人物”上，法国从来都是典范，它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将掌权者视为伟大，而是坚持认为“伟人形象首先拒绝了国王形象，因为没有一个国王天生是伟人”。
在法国，对伟大人物的崇拜因为提前对政治脱敏，所以就如《记忆之场》中提到的那样，“是与专制权力的抗衡，是对付专制的方法”“这种近乎战斗性的价值观隐藏在对伟人的普世颂扬中，连串的否定是其见证：伟人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名人。十八世纪建立的伟大观念正是与所有辉煌而孤独的形象相对立的”。
法国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纠缠不清，也在先贤祠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抬入先贤祠、后来又被移出先贤祠的马拉，生前就是先贤祠的反对者。“从先贤祠启用开始，就不可能承认它是全国所有伟人都能和平共处的一致场所。”以法国大革命前为例，费奈隆和笛卡尔等都曾被提议赋予先贤祠荣誉，但最终未能实现。
法国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面相，骄傲、尊严与浪漫想象并存的气息，并不仅仅呈现于先贤祠，而是渗透于法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法国人记忆与认知的叠加。
历史是经过了验证的记忆
《记忆之场》的主编皮埃尔・诺拉认为，法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对集体记忆的形塑有着关键作用。与欧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国在中世纪末最早确立了国家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续和随后的共和国建设中，法国用最有效的绝对主义方式锻造了民族记忆。与所有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或者社会来塑造自我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民族与国家往往混为一谈，但皮埃尔・诺拉坦言，对于法国而言，“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概念与主题，也正是打破了固有的统一性，才让《记忆之场》开创了崭新的书写历史和理解过去的方式。
基于“历史在加速”的紧迫感，皮埃尔・诺拉动员了100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编撰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记忆之场》。与研究过往之事的历史学不同，也与“心态史”有别，这部著作选择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作为犹太人，1931年出生的诺拉曾经历二战的腥风血雨，战后毕业于索邦大学，1958年曾前往当时还是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学教师，后来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职。1980年，诺拉与哲学家戈谢创办《论争》，引领前沿话题。1970年代，法国历史学界开始反省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呼唤历史主体的回归，“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酝酿而成。
“记忆之场”指记忆与历史相互交织的特殊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