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医生李侗曾：我是怎么与“非典”、新冠交手的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抗疫医生李侗曾：我是怎么与“非典”、新冠交手的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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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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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传染病闻之色变的人不同，参与了SARS（“非典”）、H1N1（甲流）、鼠疫、新冠等疫情救治的医生李侗曾不仅不怕传染病，反而觉得它很有意思。

李侗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下称“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2003年春天，工作才两年的他就进了“非典”病房。17年后，他又成了北京最早参与救治新冠病人的医生之一。

天天和传染病打交道，李侗曾习惯了用淡定面对慌乱。所以，当“非典”、新冠这样的疫情爆发时，他也不会过多担忧，硬着头皮上就是了，对手无非是“个头更大的魔鬼”嘛。回忆起抗疫往事时，他总是更愿意分享那些“魔鬼”被人类打败的时刻。

不过，乐天派的李侗曾也有过濒临崩溃的时候，那是在“非典”初期。有一阵子，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媒体公开的报道很少。家人、同学、朋友，包括许多同行，都不知道“非典”的存在，更不知道这场疫病的严重性，把“非典”有传染性当谣言。

新冠初期，和“非典”初期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一开始，一些专家称没有发现会人传人，后来被证实不仅人传人，而且传染性很强。

李侗曾觉得，对和传染病打交道的医生来说，可怕的不是疫情本身，是信息的不透明。只要正视疫情，科学应对，总能过去的。

和女友都去了“非典”病房

22年过去，在“非典”病房的大多数细节，李侗曾都淡忘了。他只记得病房里到处是呼吸机、监护仪器和输液仪器，过氧乙酸的刺鼻味道四处弥漫，紫外线灯灼烤得皮肤大片脱皮。通风机都是新安装的，不间断往外排风，发出轰鸣声，话要喊着说才能听见。

2003年3月6日，北京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3月11日，作为全国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收治了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而且是危重病人。佑安医院让有经验的医生先上一线，年轻人作为第二、第三梯队。很快病房就爆满了，开了新病区后，后续梯队陆续都进了病房，包括26岁的李侗曾。

据卫生部门统计，共有5328人确诊感染“非典”，死亡349人，因“非典”死亡的人中，医护人员占到三分之一。佑安医院也有12名医护感染，最严重的几天，每天都有医护感染。前面的人感染了，后面的人就补上去。

那年，李侗曾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正在佑安医院肝病科当护士，比他更早进病房。护士要做的事比医生更多，要帮病人喂药、打针、擦身、吸痰、处理大小便、更换输液、抽血，感染风险也更大。有一天，女友下夜班后按医院要求去做CT检查，和她同去的护士被发现肺部有炎症，被隔离了。第二天，她又在夜班后去做检查，又亲眼看到另一个护士确诊。

连续有医护感染后，佑安医院在全市最早总结出了消毒隔离规范，改进了防护手段，医护戴口罩、穿棉服，减少工作时间，病房增加通风设备，立刻就没有医护再被感染了。李侗曾进病房时，女友已经撤下来，叮嘱他：“按要求做好防护，别大意。”

李侗曾没想太多就进去了，只觉得像军人遇到战争就得上一样，传染病医院的医生遇到疫情就得去病房。小时候看战争片，不让战士上战场，战士会着急，李侗曾不理解，直到遇到“非典”，他和很多同事都体验了那种感觉，原来排在后面进病房的人甚至会羡慕前面的人。家里人也支持他，觉得传染病医生没有亲自和一场真正的传染病战斗过会留下遗憾。

相比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有良好的消毒隔离传统，对疫情的应对更有经验，医生会在平时形成卫生习惯，遇到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时，防护意识和措施也会更到位。而且，病人在感染新发或突发的传染病时，第一反应会去综合医院。因此，面对疫情时，综合医院的急诊科、呼吸科医生反而是更危险的。

在“非典”病房时，李侗曾白天要为病人做各种检查、查房、讨论病情、看病人病情变化，晚上有时可以睡会儿。他在病房待了一个多月，直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那天是2003年6月25日，病区主任金荣华牵着一个小朋友从隔离病区走出来，大家一起合了影。

“17年后又经历新冠，谁能想到呢？”

2019年底，内蒙古两名鼠疫患者连夜到北京朝阳医院看病。消息还没公开时，有个记者给李侗曾来电，当时他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他还从没碰到过鼠疫病例呢。很快，李侗曾作为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去内蒙古调查鼠疫事件。

回到北京，李侗曾就参与到每年冬季都会进行的呼吸道疾病培训中。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新冠病例，虽然还没宣布人传人，培训也特别增加了关于如何识别和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内容――它很可能是传染病，甚至可能是烈性传染病。

2020年1月21日，李侗曾进入佑安医院新冠病房。佑安医院接诊的第一个病例是个肿瘤医生，去武汉开会，回来就发烧、咳嗽，先去了北京天坛医院检查，确诊后转到了佑安医院。后来几天，陆续确诊的二十多个病人都是从武汉过来的，有来北京探亲访友的武汉人，也有到武汉出差、旅游的北京人。

在出现第一例输入感染者后约十天，北京市第一例本土感染者出现，这时，李侗曾就意识到新冠的传染性比较强，而且已经在社会上扩散开了。

李侗曾回忆，最初的输入病例相对年轻，恢复较顺利，出现本土感染者后，就陆续出现重症病例、危重症病例，很多人伴有多器官衰竭，需要插管。北京市某医院心内监护室出现了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感染者，其中几个转到了佑安医院，有完全失能的卧床者，还有一个100岁的工程师。

没多久，佑安医院就出现死亡病例了。李侗曾记得，那是在2020年2月初，死者是一位九十多岁、多器官衰竭的老人。他动员家属尸检，新冠是个陌生的敌人，尸检对以后研究治疗方案是有帮助的。家属同意了，疫情期间没法当面签字，李侗曾就让他手写签名后拍照发过来。

多年前的“非典”期间，为了避免传染给家人，进病房的医务人员都不回家，佑安医院把医护安排在距医院200米的商务会馆。这一次李侗曾又住进了这里，巧的是，两次他的室友都是同科室的梁连春。

第一次住进来时，李侗曾是住院医师，主要负责管病人，梁连春是主治医师，会参与制定诊疗方案；第二次时，李侗曾是主任医师，梁连春已经是感染综合科主任了，他们都成了病房的中坚力量，除了救治病人，还负责带年轻医生、指导和培训其他科室医生。

在酒店里，两人一起感慨：经历过“非典”的人，17年后又经历新冠，谁能想到呢？

2022年冬天，李侗曾参加了小汤山方舱医院的疫情处置工作。当时，他作为专家组成员，每天要听各个仓的负责人来汇报仓内的收治情况，和其他专家讨论疑难病例和重点病例，把比较严重的病人转到传染病医院。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放开后那两个月，感染的人特别多，李侗曾记得，当时他很忙，床位紧、呼吸机紧，但还没到难以应付的感觉。“就像每年流感季感染科都会很忙，但我知道战斗一定会结束的，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所以能抗”。

两次疫情的变与不变

“非典”初期，当更早进病房的女友因为连续见到同事感染而恐惧时，李侗曾除了电话中的安慰，什么也做不了。

“每天都有很多人感染，而且还很重，但社会上是不知情，甚至不认可的。这时如果去和别人说，他们觉得你是在夸大其词。”听到“不信谣、不传谣”时，李侗曾只有苦笑，政府如果不正视疫情，那后果肯定会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去打仗，但不能打必定会输的仗，不能没有装备，不能上去一个就倒下一个，这代价就太高了，是不可能持久的。”李侗曾说：“如果不能科学应对，隐瞒疫情，那病例在社会上一定会越来越多。”

到了新冠时期，最初也有过信息上的不透明和应对上的不科学。不过，17年过去，时间还是改变了很多东西，最直观的是装备不一样了。

“非典”时期，医生穿的和新冠时期的“大白”不一样，那时戴的是棉口罩，穿的是“猴服”，都重复使用，口罩下班后用开水煮煮，第二天接着戴，衣服下班后交消毒科统一消毒。到新冠时期，口罩、帽子、鞋套、防护服都变成了一次性的。

可用的武器也变多了。二十多年前，中国重症医学在起步阶段，呼吸机还没普及，大部分紧急参与抗疫的医生没接受过呼吸机治疗的培训，而新冠期间已经有了专业的重症医学队伍。

李侗曾记得，“非典”期间佑安医院收治了较多重症病人，有的需要用无创呼吸机吸氧，有的甚至大小便失禁。他的12个同事最终虽然都康复了，但因为使用了大量激素，有人留下了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的后遗症，永远无法再从事重体力活动。

其实，医学界一直对“非典”治疗方案有争议。李侗曾说，医生不是不知道激素的危害，是因为没有好的办法。呼吸机太少，病人不上激素就会严重缺氧，憋气难受了，他们会求着医生用激素。到了新冠时期，重症病例可用的呼吸机大大增加了，大家也吸取了教训，遵循小剂量、短疗程的原则，激素能少量就少量。

起初，李侗曾觉得新冠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非典”，毕竟过了这么多年，设备和技术都更先进了。没想到，国内第一波疫情清零后，又反复有输入病例，病毒不断变异。三年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扫健康码、做核酸、隔离成为日常。有一天，李侗曾去电视台录制科普节目，街对面出现一例病例，他也被弹窗，公共场所就进不去了。

但是，新冠管控放开后，疫情集中感染期过去得比李侗曾想象中快。他原以为会像“非典”一样持续到夏天，后来感染速度太快，他又预计春节前能结束，没想到1月份时多数人就感染了一遍。

现在，在李侗曾的日常工作中，新冠的存在感和流感类似。其实，在过去的普通感冒中，原本就有10%―20%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未来新冠也可能变成普通感冒的一种，致病率可能随着人们感染次数的增加而下降。他相信，新发传染病未来肯定还会有，只是时间问题，可能是流感，可能是新冠，也可能是其他。

作为一名一直在一线的医生，李侗曾觉得如果再来疫情，有些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第一，要搭建让科学家、疾控专家和临床医生的声音能被清晰听见、被充分尊重的决策通道，防止非专业因素过度干扰；第二，不能每次疫情都搞“临时建医院、紧急扩ICU”，要确保在平时就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公共卫生队伍；第三，必须及时、透明、准确地发布信息，这是安抚公众情绪、打击谣言、凝聚社会共识的最有效工具。

和传染病交手的日常

在李侗曾心中，一个好的感染科医生，既要对传染病心有敬畏，又不能把传染病想得太可怕。

李侗曾是河北石家庄人，外祖父是乡村医生，很受村民尊重。那时，农村医生稀缺，农民大多数毛病都在村里解决，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医院，小病扛着，大病就请外祖父去家里瞧病。外祖父知识面广，什么病都能看，能帮乡亲解决各种问题。医生这个职业不仅实用，还有神圣的光环，幼年李侗曾这样想着。

从小，李侗曾还喜欢看历史类书籍，像《大流感》《瘟疫与人》等。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不仅会夺去生命，还可能影响战争走向、朝代更迭。比如，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约5亿人口，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大学毕业时，医学生已经不包分配了，得到各个医院去递简历面试，而且北京多数医院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佑安医院是少数还招本科生的三甲医院之一，李侗曾就到了这里，从此和传染病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应对突发疫情只是李侗曾工作的一小部分。多数时候，他在门诊处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像出血热、狂犬病、水痘、手足口病、流感……除了诊疗，他还要安抚焦虑的人们：有接触了猫、狗担心得狂犬病的，有发生了危险性行为担心得性病的，有害怕和乙肝、艾滋病病人接触的。很多人拿到指标正常的报告单也无法放心，要求他反复保证不会有事。有的人听完解释后出门了，没几分钟又推门进来了。

对于各种传染病的感染来源，李侗曾有长期的观察。像梅毒、艾滋病多数是性传播，梅毒大部分是异性恋传播，艾滋病就同性恋传播更多；肝炎过去主要是卖血者感染，输血性传播的概率很小，年轻感染者主要是母婴传播。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主要通过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汗液、唾液是不传染的，所以工作中他主要做好血液的防护。

和其他疾病有所不同，如果不及时控制，传染病会蔓延。相比在门诊和病房医治病人，李侗曾觉得教会患者做早期发现、预防、饮食、保健、服药更加重要，可以避免延误病情、避免感染给更多人。这几年，他把越来越多精力放在科普上。

新冠期间，李侗曾在线上做了很多科普，还和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连线指导大家应对新冠，慢慢有人叫他“网红医生”。疫情快放开时，他应记者邀请写了一篇指导大家感染新冠后居家处理的科普文章，科普感染后每天会有什么症状，全网转载，阅读量超过6亿。

李侗曾注意到，这些年来，大家对传染病的歧视相对少了，了解得多了，理解就多了。

除了医生，李侗曾还是老师，他在首都医科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传染病学》《内科学》。在传染病一线的长期工作，让他在给学生授课时，能不拘于呆板的传染病知识要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临床案例把知识讲透。他喜欢在课后和学生们交流传染病话题，在他准备的PPT里，最后一页总是给学生留的联系方式。

李侗曾总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起中国在传染病防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中国消除了致盲性沙眼、丝虫病和新生儿破伤风，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已控制到极其少见，很多年没发现脊髓灰质炎、白喉病例，乙肝阶段性控制目标提前实现，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病毒抑制率达到91％以上、母婴传播率下降到4.9%以下。70多年过去，中国传染病导致的病残和死亡大幅减少，传染病死亡占比从建国前的第一位降至现在的第十位。他相信中国传染病防治会做得越来越好。

“去面对，别害怕，勇敢走过去。”如果时空能穿越，李侗曾会把这句话送给千禧年还是医学生的自己：“未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自己会遇到挫折，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都会遇到挫折，这些挫折甚至会影响人类社会正常运行。但是，困难最终都会被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