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兴生物法律战复盘:两轮双头董事会七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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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8月23日

(原标题:科兴生物法律战复盘:两轮双头董事会七年之争)

科兴生物法律战复盘:两轮双头董事会七年之争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缪因知/文

科兴生物法律战复盘:两轮双头董事会七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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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数年广为人知的科兴生物公司,近期又因280亿元巨额分红款和董事会纷争成为财经热点。

科兴生物法律战复盘:两轮双头董事会七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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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7月9日,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科兴生物(NASDAQ:SVA)特别股东大会通过了股东、著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赛富基金提出的两项提案:罢免公司现任董事,并选举10名董事,分别是西蒙・安德森(Si-monAnderson,原董事会董事)、付山(维梧资本,原董事会董事)、焦树阁(独立董事)、李某强(强新资本)、卢毓琳(独立董事,原董事会董事)、裘育敏(永恩资本)、王宇(独立董事)、肖瑞平(独立董事)、阎焱(赛富基金)、尹某东(前董事长)。

鉴于本案出现了不少公司治理争斗中的“新玩法”,且相关场景在国内也可能发生,因此颇值得从法律和法理层面进行分析。

在此,笔者需先说明两点:其一,本文仅依据经济观察报等媒体的公开报道信息撰写,与科兴系公司或其任何股东、控制人、董监高、员工及其亲友、代理人均无往来;其二,为方便讨论,本文主要根据一般法律原理探讨公司治理中的一般模式化法律问题,重心不在于评判当事人孰是孰非,而是想为中国公司法制下的玩家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就可否采取特定措施提供参考意见。

在此,我们先回顾一下基本格局。

尹某东是科兴生物的创始人及长期实际运营者,他曾参与研制SARS灭活疫苗、甲型H1N1流感疫苗、手足口病疫苗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李某强是医学博士出身的投资人,此前曾支持科兴生物另一名前董事长潘爱华与尹某东对抗。

作为上市公司的科兴生物,是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科兴”)的母公司,北京科兴控股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新冠疫苗的主要供应商。2021年至2022年,科兴生物营收超1300亿元,净利润超960亿元。7月10日,科兴生物发放第一轮每股55美元的现金股息,分红总额为39.5亿美元(约280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计划,后续三轮分红总额将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上市公司科兴生物注册于加勒比海小岛国、英联邦成员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注册地指公司创立人提交文件设立公司的地方,不等同于公司主要营业地,公司国籍即注册地。在法律和现实世界中,安提瓜和巴布达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其法制属英美法系,但具体法律规定鲜为人知。人们选择在此注册公司,主要因其是避税天堂之一,不对当地注册公司征收所得税,很多公司会在这些避税地注册壳公司,以方便上市流程的操作。鉴于准确查询安提瓜的法律法规和公司披露文件难度较大,且非读者关注重点,本文对此予以淡化处理。

第一轮双头董事会风波:七年之争,为何英国行使终审权

科兴生物的公司治理争斗由来已久。

2016年,科兴生物筹划退市(私有化),即从上市公司公众股东手中回购股票。回购如同敌意收购,虽可由一方提出,但角逐者可能不止一拨。当时出现两拨“原创始人+投资人”组合,一拨是北京科兴原董事长潘爱华与李某强方,另一拨是尹某东与赛富基金。

2018年2月,李某强方通过在二级市场持续买入,对科兴生物持股达32.3%,跃居第一大股东。按常规,这样的股东要求改组董事会是常见做法。李某强方投票反对包括时任董事长尹某东在内的4名董事连任,提出新的董事会5人备选名单,并在股东会议上成功获得多数票。2018年3月,尹某东方面的原董事会称,李某强方面选举新董事会的行为是突袭,未提前告知股东,并在美国请求法院裁决李某强方的行为是否触发毒丸计划。

毒丸计划是公司章程中一种特殊的反收购安排,法律结构复杂,主要内容是授权公司额外发行股份以阻挡新的公司控制人。其有多种类型,合法性争议也不小。有关李某强新任董事会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可触发毒丸计划的诉讼,持续长达7年(2018年3月至2025年1月)。在此期间,科兴生物仍由尹某东控制董事会。

2019年,因遭遇治理失效问题,科兴生物股票被纳斯达克停牌,股价锁定在 6.47美元/股,股东完美错过2020―2022年间疫苗股票价格暴涨的时间窗。这7年间,潘爱华曾带人进入北京科兴办公楼及厂房,实施拉闸断电等行为。2024年,潘爱华被法院一审判决构成对另一家公司未名医药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需服刑13年,就此出局。

2025年1月,关于谁才是科兴生物合法董事会迎来终审判决。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裁定,由于相关决议存在程序瑕疵,2018年2月新大股东提出的五人董事会名单有效,毒丸计划无效。安提瓜和巴布达作为英联邦国家,其最高司法权仍归属于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特点是会结合相应海外领地的习惯法进行审判。不过,部分英联邦国家如新西兰已修改法律,取得独立司法终审权。

这份董事会名单包括:代表强新资本的李鹏飞、代表奥博资本的王国纬、平安保险的曹建增、PremasCapital的邱海峰、独立董事卢毓琳。2025年2月,科兴生物公布的新董事会名单将邱海峰替换为李某强,并宣布李某强担任董事长。此后,李鹏飞、王国纬先后被替换为奥博资本的两位代表。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对于李某强方更换董事会名单,赛富基金、维梧资本及科兴生物管理层都公开提出异议,认为新董事会名单与英国枢密院判决的名单不一致。大股东赛富基金对外表示,该名单中除一名成员(指卢毓琳)外,其余董事均为仅持股9.5%的强新资本(此时李某强方尚未公开披露实际持股数)和持股3.8%的奥博资本代表。对于此董事会名单异议,李某强方人士回应称,根据安提瓜和巴布达公司法,董事有空缺时进行补选替换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投票决定。

这种操作确实存在。在我国,董事辞职、去世等导致职位空缺时,只能由股东会重新选举新董事来填补。但一些国家的公司法的确允许董事会自行任命新董事。而且,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决只是认定李某强方股东选举董事会的程序有效,而非绑定特定的五个人。2010年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中就出现过更极端的案例。大股东黄光裕方在股东大会上罢免了陈晓执掌的董事会否决的三名董事人选,董事会却以董事职位出现空缺为由任命这三人担任董事,这也符合上市主体注册地百慕大群岛的公司法。与多岛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类似,百慕大群岛是英国海外属地,也位于加勒比海。

第二轮双头董事会风波:七月惊变,股东大会能续开吗

由于对前述董事会组成存在异议,赛富基金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当地时间2025年7月8日晚8点,科兴生物特别股东会会议在上市公司注册地――加勒比海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首都圣约翰召开,大部分股东以线上形式参与。目前,赛富基金持股比例为18.87%,为科兴生物第一大股东,尹某东个人持股11%。

股东大会结束后不久,当地时间7月9日凌晨2点,赛富基金宣布,股东会已通过其两项提议:罢免李某强等董事,并选举出新的十人董事会。这些董事于7月10日又选出赛富基金管理合伙人阎焱为科兴生物董事长,尹某东担任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尹某东方卷土重来。李某强旋即向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回应称,所谓新董事会不合法,不能认可其地位,自己主导的董事会将继续治理公司,并探索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等事宜,双头董事会再次浮现。

李某强表示,7月8日的股东大会上,他作为董事长宣布安提瓜法院的两项裁决后,便决定休会,并未讨论或表决其他事项;赛富基金既无权也没有法律依据在有效休会后“重新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所以,这里的焦点在于,当股东会会议原主持人即董事长未组织讨论和表决事项时,其他人包括大股东能否代劳?

对此,需注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是严肃之事,一般需提前通知日期、告知拟表决事项,以便股东准备投票方案、安排参会时间。

若股东怀着审议和表决特定事项的预期和准备来参会,法定主持人不能随意说“今儿咱不讨论了”,除非不审议、不表决特定事项确有合理理由,如公司或经营环境刚发生密切相关重大事项变动,大家都需重新考虑,否则其他人可视为原主持人因故不能主持,而代为主持审议和表决该事项,特别是对公司当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

当股东大会由反对在任董事会的股东提起时,在任董事会自然不会积极配合。若允许董事会不按事前通知议程随意终止股东大会,将损害股东权利。

当然,代为主持股东会很罕见,程序操作仍然值得注意。

一是代为主持人应明确自身身份,包括指出这只是对原定主持人不履行职责的替代,强调这不是临时召集一次新的股东会。代为主持、接续原来预定召开的股东会,时间间隔越短越好,至迟不应超过次日。代为主持时应按原通知的审议事项和其他议程进行,不能增加或更改。

二是新主持人产生问题。董事长不履职时,正常程序是由副董事长履职;若无副董事长,应由过半数董事推举一名董事。根据现有材料,赛富方声称这是股东大会的续会而非新开,主持人是董事卢毓琳,即曾经英国枢密院认可的董事会中唯一一位仍在任的董事。若如此,其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但仍需结合当时具体情形判断。

与之相反,若一个事项不在公司此前通知的股东会拟审议事项列表上,任何人包括董事会都不能说“既然大家已经来了,就顺便再讨论一个事情吧”。临时召集、临时审议、临时表决不被法律允许,是因为这剥夺了股东准备时间。我国曾发生的宏智科技双头董事会案中,一方在股东会会议召集现场临时通知并成功拉走部分股东去别处开会选新董事,因此被判定决议无效。

第一轮双头董事会的种子开出第二轮双头董事会的锅

在第一轮双头董事会风波中,2025年2月法院最终认定2018年应当上台的是李某强方的董事会,而非实际掌权的尹某东方的董事会,这不免令尹某东方“执政”期间措施的合法性产生疑问。

此等情况较为少见。总体而言,应尊重已有商事行为的安定性。此前科兴公司虽有董事会选举争议,但实际治理团队并非通过明火执仗的方式上台,而是公然、稳稳地治理着科兴公司,且得到了科兴员工、业务伙伴以及政府部门的认可。各方有权合理信赖尹某东领导的董事会的决定合法性。故而,尽管原董事会的合法性现在被法院动摇,但原则上仍应承认原董事会作出的商业决策的合理性,不能一概自动推翻。当然,新董事会也有权重新审查以往具体交易,特别是涉嫌利益冲突、内外勾结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目前最突出的是2018年7月尹某东引入的两个投资者尚�A资本与维梧资本的股东资格问题。它们当然会在股东会投票时支持尹某东。第一轮双头董事会后,暂时的赢家播下了这两家基金进入公司的种子,也令它们在第二轮双头董事会中得以“立功”。

李某强方的董事会在科兴生物此前宣布分红时称,尚�A资本与维梧资本暂不能获得此次分红,但也不是肯定不给分,相应部分分红由董事会存放在独立第三方管理的托管账户中,直至法律程序最终解决。

这两家基金的投票权也受到限制。科兴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7月7日,安提瓜和巴布达东加勒比最高法院颁布临时禁令,禁止维梧资本与尚�A资本在特别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以待法院对其管辖权及股份有效性问题作出裁定。禁令(injunction)是英美法系常见的一种法律措施。法院颁布临时禁令,并非为了终局性确定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叫停一项即将发生的行为,比如投票。

不过,维梧资本与尚�A资本随后向东加勒比上诉法院提出紧急上诉,寻求暂时中止上述禁令的执行。东加勒比上诉法院是部分加勒比海岛国建立的一个跨国司法机构,将来或许有望彻底取代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终审权。

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李某强正是以安提瓜法院已经临时禁止维梧资本及尚�A资本投票为由,才决定休会,同时他认为自己作为董事长有权对股东大会作出休会决定。

这里有意思的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安提瓜法院已经临时禁止两家基金投票,此时对在任董事会是有利的,除非安提瓜公司法另有特殊规定,否则董事会可以此时组织投票并排除两家基金的投票权。这样,在本轮表决结束后,就算两家基金事后获得投票权,也只能通过再次召集一轮新的股东大会、再次投票来寻求翻盘,而不能要求单独事后补充投票。

不过,据报道,在股东大会结束后的当地时间7月9日凌晨1点,维梧资本宣布其与尚�A资本已获东加勒比上诉法院许可作为有效股东出席7月8日的股东大会并进行投票。李某强方后来也承认东加勒比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在大会前两三小时下达的,只是在相关诉讼中董事会未获得答辩机会。这个理由似乎不太清晰。

一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争议特定股东有没有资格投票,本就是一个需要加速审理的程序。英美法系的法院在不着急的事项中可能拖延,但在时间敏感度高的案子中动作也是非常迅捷。除非直接违反该国诉讼法,否则上诉法院不开庭审理并不意味着剥夺原被告权利。

二来,当事人若认为未在诉讼中获得公平对待,可向有关司法机构申诉。但如果上诉法院的裁判已在股东大会召开前给出、并允许两家基金投票,那公司董事会对法院再不满,也没有充分理由否认法院裁判的有效性。更何况,李某强方现在也只是声称法院诉讼程序存在瑕疵,没有更有力的、必然能得出相关裁判结论的实体理由。

所以,无论董事会是以两家(小)股东的资格已被禁令禁止,还是以法院错误支持了两家股东的资格为由,要取消所有人的投票和其他会议事项,理由均不太充分。公司股东会本就不要求所有股东到场,即便少数人自身股东资格待定,也不应妨碍其他多数人的投票权。否则,若公司股东众多,资格争议此起彼伏,难道公司就不能议事了么?

换言之,董事会宣布此项休会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甚至可能会惹恼中间派股东,并非上策。而且,股东大会终究应服从资本的规则,让付出真金白银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决定权。

(作者系南京大学资产管理产品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经济观察报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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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A股险企总投资收益同比增逾三成 部分险企权益资产余额大增

上半年A股险企总投资收益同比增逾三成 部分险企权益资产余额大增

  上半年,上市险企把握市场机遇,取得较好投资业绩。A股五大上市险企总投资收益合计为3370.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0.2%;五大上市险企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均同比增长,合计达1717.99亿元,同比增长12.55%。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投资策略来看,上市险企均结合险资特点进行长期投资。在具体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策略上,各家险企不尽相同。相同的是,在债券投资领域拉长久期,夯实长期投资收益的基本盘;在权益投资领域,高股息、新质生产力是险资共同关注的领域。而在不同投资组合占比调整方面,各险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并结合自身情况优化投资组合。   中国人寿总投资收益居首   具体来看,上半年,中国人寿总投资收益超千亿元,达1223.7亿元,同比增长50.2%,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3.59%,总投资收益额及同比增幅皆位居第一。   上半年,中国平安保险总投资收益达979.8亿元,同比增长23%,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3.5%;中国太保总投资收益为560.37亿元,同比增长46.5%,非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2.7%;新华保险总投资收益为316.3亿元,同比增长43.3%,年化总投资收益为4.8%;中国人保总投资收益为290.64亿元,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4.1%。   据中国平安副总经理付欣介绍,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5.20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0.2%。债权型金融资产和现金存款类资产仍保持占总投资的八成左右,贡献了非常稳定的投资收益。   中国太保在半年报中表示,总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大幅增长。中国太保首席投资官苏罡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道,根据新会计准则,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波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上半年股票市场先扬后抑,但结构性机构带来了不错的回报,同时叠加市场利率下行带来的债市上涨,使得中国太保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提升,从而带动总投资收益提升。   债券拉长久期 权益均衡配置   从具体的投资策略看,五大上市险企在固收投资方面都尽量拉长资产久期,进一步夯实投资基本盘,积极应对利率下行风险;在权益投资方面,上市险企均提及均衡配置策略。   从固定收益投资看,中国平安积极应对利率下行风险,加快、加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等长久期、低风险债券的前置配置,拉长资产久期,锁定长期收益。同时,增加交易型固定收益资产配置,把握市场机遇以增厚投资收益。截至6月底,中国平安债券投资占总额比例为60.7%。“通过择时、择机、长配长久期的债券,拉长了久期的缺口,债券投资占比较上年末提升了2.6个百分点。”付欣表示。   “我们提出要进行适度的战略转移,紧跟形势的发展,完善投资品种。”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表示,新华保险配置了大量长久期债券。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当前险资在定期存款和债券上的投资比例过高。   尽管各险企都在拉长债券久期,但从配置比例变化来看,不同险企采取了不一样的策略。例如,从债券占投资资产的比例来看,截至6月底,新华保险的债券占比为49.2%,较年初下降了1个百分点;中国人寿的债券占比为57.36%,较年初上升1.53个百分点;中国太保的债券占比为55.6%,较年初上升3.9个百分点。   从权益投资来看,各上市险企都采取了均衡投资、分散投资的策略,高股息、新质生产力是共同关注的领域。   “在权益投资方面,要坚持均衡配置、风险分散的组合管理原则,积极投入实体经济,加大对价值型权益资产的长期配置,以追求长期超越市场的稳健投资收益。”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邓斌表示。其他上市险企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上半年,一些上市险企加大了权益资产配置力度。例如,新华保险截至6月底股票投资占比为10%,较年初增加2.1个百分点,投资余额较年初增长了35.9%;同时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也大幅增长了214.8%。   “我们坚定看好中国的经济,坚定看好A股和港股的好公司。”杨玉成表示,今年适度加大了权益投资比例,特别是在股市比较低迷时,及时出手,抓住了很好的时间窗口。   针对新会计准则对权益投资带来的影响,上市险企积极完善相关资产分类,以降低市场短期波动对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例如,中国人保上半年加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FVOCI)股票配置。截至6月底,中国人保认定为FVOCI的股票投资规模较年初增长了13.8%,并优化FVTPL股票和基金的投资策略。...
深度|300万保险代理人新趋势:队伍企稳,向规划师转型

深度|300万保险代理人新趋势:队伍企稳,向规划师转型

(原标题:深度|300万保险代理人新趋势:队伍企稳,向规划师转型)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为寿险业的重要一面,营销队伍近年的转型升级备受关注。 据最新披露的上市险企半年报,保险营销人员数量呈现企稳态势。与此同时,头部寿险公司竞相打造各类专业规划师:金融保险规划师、健康财富规划师、养老规划师、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全生命周期规划师…… 受访人士分析,从保险代理人到各类规划师,是保险公司围绕客户需求而从供给侧做的改革升级,也意味着保险从侧重销售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转变。这些规划师的新职业,不仅对代理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比拼。 转型各类专业规划师 近日,新华保险在其全渠道高峰会上宣布,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规划师(WLP)培训体系。WLP是该公司在“XIN一代计划”框架下,针对优秀销售人员规划的新发展赛道,使命是围绕客户及家庭的全生命周期保险保障及金融需求,以跨学科、广融合的知识结构,为客户提供人身保障、健康、养老、财富管理和子女教育的服务,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和全财富周期的解决方案。 这是推动绩优代理人向规划师进阶的又一家大型寿险公司,此前数家寿险公司已行动。 去年,中国人寿宣布启动“种子计划”的新型营销模式布局,建立以“金融保险规划师”为主体的新队伍,为客户提供健康、养老、财富管理等多元保障。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种子计划”有序推进,已在24个城市启动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平安人寿携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打造“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培养项目,涵盖投资、法律、税务、医学、养老等多个领域。 泰康保险近两年着重打造健康财富规划师(HWP),旨在为客户提供保险、健康、养老和理财的咨询规划服务。 太保寿险在队伍转型中打造“五年四证”专业能力认证体系,即为保险代理人打造包括健康管理师、养老规划师、财税规划师、传承规划师在内的五年专业培训及职业认证计划。探索独立代理人模式的大家人寿也推出“三年六证”的认证培养计划,包括健康财富规划师、退休养老规划师、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师等。 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平人寿“医康养经理人”、友邦人寿“养老规划师”、人保寿险“IWP保险财富规划师”、财信人寿“PLP个人寿险规划师”等。 从形式上看,有的规划师项目面向现有销售队伍,如平安人寿,也有的是新建规划师队伍,对其在招聘条件、支持政策上会区别于既有销售队伍,如中国人寿、人保寿险等。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朱俊生向券商中国记者分析,每家公司的规划师与代理人的差异情况不同,总体上,各类专业规划师是代理人的“升级版”。 从侧重销售到以客户为中心 朱俊生认为,保险公司打造各类专业规划师,是在供给端的代理人层面不断升级,推动专业化转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高净值人群的需求。“80后”“90后”成为保险主力客群,他们对专业性要求更高,决策更加理性。而高净值客群近年越发受到保险公司重视。 “从保险代理人到规划师身份的转变,其实是从原来侧重销售的保险服务模式,转变为以客户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需求为中心,以专业价值和长期陪伴为特色的保险综合服务模式的转变。”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向券商中国记者分析,这也是顺应保险行业以客户为中心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趋势。 周瑾认为,这一转变,对代理人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专业价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简单靠缘故关系和营销话术的销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专业需求。规划师必须具备经济、金融与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就客户关心的资产配置与财富规划、健康管理与养老安排,乃至税务筹划、家族财富传承等需求,提出有价值的专业建议,才能吸引和留住客户,并通过伴随式的专业服务,达到客户需求满足和客户价值挖掘的双赢目标。 险企综合实力的赋能 推动代理人走向专业规划师,保险公司需要有配套的支持政策,既要赋能代理人专业,也要打通康养生态等各类服务资源,为代理人搭建更好的资源平台。 在周瑾看来,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打造规划师的模式,需要改变经营模式和理念,修改基本法与考核标准,提升队伍的专业技能,配备数字化的平台工具。对于高端策略的保险公司,还可能通过独立品牌与文化的塑造、荣誉体系的设计,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配套,以实现差异化的竞争。 有别于现有队伍,中国人寿的“种子计划”有新定位...
社保“第六险”距离商业化还有多远?

社保“第六险”距离商业化还有多远?

  9月1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此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部署,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早在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选择在15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试点工作。2020年,监管部门又将长护险制度试点城市扩大至49个。   长护险制度试点模式类似于政策性保险的运营模式,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医保统筹基金、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在试点模式下,长护险参保人群出现了快速增长。长护险试点模式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商业长护险在推进过程中可以从长护险制度试点中借鉴哪些成功经验?长护险距离商业化还有多远?带着诸多问题,记者近期走访了首批开展长护险制度试点的江苏省部分地区,并对当地头部险企参与长护险制度试点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参保人数超1.8亿人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为破解长期失能人口(即由于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个体)的照护难题,让失能人群“失能不失护”,长护险便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社会基本保险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等“五险”,长护险出现后被称为社保“第六险”。   实际上,早在2005年,我国一些保险公司就推出了商业长护险,但由于消费者对商业长护险普遍不了解,叠加保费偏贵、险企推动热情不高等因素,商业长护险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偏政策性保险的长护险制度试点扭转了这一局面。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了15个城市作为长护险制度的试点城市。2020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文件将试点范围扩大到49个城市。   此后,长护险制度试点越来越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2021年至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到“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去掉了“试点”二字,首次提出要“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9月10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在《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表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由局部试点迈向全面推进阶段”。   从最新长护险制度试点运行情况来看,近年来参保人群持续扩大。《2023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49个试点城市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人数共18330.87万人,享受待遇人数134.29万人。2023年基金收入243.63亿元,基金支出118.56亿元。   长护险制度试点相继铺开后,参保人群快速增长既与政策激励有关,也与目前市场对失能人群的护理需求大幅增长有关。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原副主任、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参保人群快速增长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从运作模式来看,目前各地长护险试点机制基本都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挂钩,长护险的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医保统筹基金、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其中,在相关政策激励下,个人缴费占比较低是长护险制度试点地区参保人群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为推进长护险制度试点,各地大力建设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参保人群积极性。   “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失能老人数量有增加趋势,对长护险的需求快速增长,助推长护险制度试点快速铺开。”李文中说道。   从需求层面具体来看,不同研究机构测算的数据均显示,我国长期失能人口存在增加趋势。武汉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三级失能人口规模达到4654万。而北京大学一项人口学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规模将超过7700万人。   保险机构积极参与试点   长护险制度试点地区参保人群的壮大,也离不开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头部寿险公司积极参与长护险制度试点,积累了宝贵的承保经验。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就是长护险制度试点最早的一批参与者,并在多年的探索中形成了独特的长护险“江苏模式”。目前公司已开展了70余个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项目,覆盖全国16个省市3800多万人。   其中,中国人寿在江苏省镇江市参与的长护险试点就是典型之一。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镇江市长期护理保险项目最大片区的主承保公司,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建立镇江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中心,按要求完善组织架构、健全制度体系、加强人员配备、强化教育培训、广泛发动宣传,将长护险的政策知晓度进一步扩大,让...
医保谈判六年记

医保谈判六年记

(原标题:医保谈判六年记)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1月下旬,2024年国家医保谈判(下称“国谈”)结果即将揭晓,创新药从业者都在拭目以待。国家医保局曾在谈判前释放出医保基金紧张、对创新性要求更高的信号,但业内尚不清楚医保局愿意买单的“真创新”的边界。 在谈判结束后一周,国家医保局邀请了10家商业保险公司参加座谈,讨论医保数据如何为商保的发展赋能。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日趋加大的支付压力下,医保局开始为创新药主动拓宽商保支付路径。 在今年略显平静的医保谈判现场背后,医保与创新药的交织轨道似乎在悄然转向。 一家国内药企负责市场准入的吴新已经多次参加“国谈”,10月底,当他走进位于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谈判现场,听到谈判专家那句熟悉的开场白――“今天我们谈判了,谈判的规则你们也都清楚了,你们有两次报价的机会”――内心已经没有太多波澜。 吴新说,相比前几年行业里一提及则气氛严肃的“灵魂砍价”,医保谈判现已进入常态化阶段。 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成立以来,共组织过7次医保谈判,新增进入医保446个药品。协议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3400亿元,惠及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5000亿元。 不过,另一组数据也值得注意:2023年创新药占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约为3.2%,而同期美国这一数据是10%左右。 作为几乎是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唯一机会,能不能“国谈”成功,几乎决定了一家本土创新药企的生存:谈进了,通常放量明显,商业化也能更顺利开展,有了收入也能更好反哺到研发;谈不进去,通常意味着失去了进医院的机会,放量和商业化便无从谈起。 随着中国创新药成果不断涌现,“保基本”的医保基金,未来会越来越难以支撑创新药产业的发展。 谈判 10月底的北京还未进入严冬,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国谈”现场外,等候的药企很少,不同企业间的场外交流也少了,虽然也有不少药企的一二把手亲自到场――例如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阿斯利康中国区总经理赖明隆等,但总体而言,大部分企业代表在候场时的神情变松弛了。 “自己的成本线在哪儿是知道的。如果报到这个线还没有成,那就拉倒了。其他无非就是在成本线之上保一个高一点儿的价格。”吴新说,头一两年,不同谈判专家可能对尺度的拿捏不太一样,有些会比较严苛。但现在,谈判氛围总体趋于温和,“能谈判的药都经过了专家评审,临床价值已经被认可了,只要你的报价低于‘信封价’,医保局不会为难你”。 一家创新药企的副总裁张晓阳参加过好几次国家医保谈判,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上谈判桌的场景:谈判桌另一边坐的,是代表国家医保局的5位谈判专家,自己这边是公司3位代表,两边各有一位主谈人。双方每位代表手里都有计算器、几份纸质文件和笔――哪怕是1分钱的差别,放量后的累积数额也不小,因此谈判往往围绕几角几分来计议。 坐在对面的5位谈判专家,都是从地方医保部门遴选而来,谈判专家组组长提示报价开始后,张晓阳立即紧张起来。在正式报价之前,谈判专家组组长打开了一个信封,拆去信封上的封条,里面的纸上写了一个数字,5位谈判专家一一过目。 作为谈判的另一方,张晓阳当然无法得知这一数字,需要通过两次报价去猜。 若两次报价都比医保局给出的“信封价”高15%,药企直接出局――企业的报价必须低于“信封价”才能谈判成功。 “这对企业来说压力是巨大的,谈都没得谈了。”张晓阳说。 第一次参加国谈时,张晓阳的产品是一款抗癌药,同类产品已有竞品在医保目录内,且进入医保后放量明显。“在正式谈判之前,局里给的信号也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有竞品在目录内了,再纳入新的产品,价格肯定要有诚意。” 谈判时,张晓阳对面的谈判专家组组长在业内有“老法师”的称号,是一位谈判高手。过程中,“老法师”不时会说“离预期还有一点差距”“还需要再努努力”“希望给出更有诚意的价格”,紧张感持续攀升。 事实上,每年的医保谈判,不管是对药企,还是对医保方,过程都不轻松。全国各地遴选出的25名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分成5个小组进行谈判。虽然规定的每场谈判的时间是30分钟,但不少谈判要超时。例如,吉利德科学前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罗永庆在谈一款丙肝药时,就花了2小时。 上海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原处长龚波2020年担任医保谈判小组组长,3天一共谈了33场,大部分都在规定的30分钟内谈完,也有少数产品超出了谈判时间,“为了参保人员,如果觉得可能降,我再谈5分钟10分钟,绝对是值得的。” 张晓阳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医药行业尤其是创新药行业非常普遍。医保谈判是一年一度可以让自家产品进入医保的窗口期,机会难得。但药企面对的是国内最大的医疗支付方,如何报价才能保证进入医保的同时价格还不太低?谈判过程中抉择的压力巨大,企业界常有“谈判失败则整个负责团队离职”的说法传出。 经济观察报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