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生所走出的未来科学家

（原标题：从北生所走出的未来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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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未来科学大奖举办十周年特别活动。这个由杨振宁发起的、被认为是中国本土最重要的科学奖项，走到了第十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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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生命科学领域共有14位获奖者。其中，邵峰、柴继杰、周俭民、李文辉4位获奖者的主要科学发现是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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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因发现人体细胞内对病原菌内毒素LPS炎症反应的受体和执行蛋白的贡献，邵峰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2022年，因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的受体，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治疗乙型和丁型肝炎的药物，李文辉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2023年，因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开创性工作，柴继杰和周俭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北生所筹建于2003年，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这里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科学家能自主确定研究方向，也可以不为经费发愁。此后几年，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闻声而来，其中就包括2004年加入的柴继杰和周俭民（后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离开北生所）、2005年加入的邵峰、2007年加入的李文辉。

为什么北生所会出现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涌现这么多原始创新成果？经济观察报曾分别专访这4位获奖者，他们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北生所。

自主革自己的命

二十年前，决定回国并加入北生所时，邵峰并没有多数人的纠结。他设想了最坏的局面：给我三年时间，如果做不出东西来，我就认了，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彼时，邵峰刚刚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条很清晰，留在美国，在一个排名前三十甚至前十的大学当教授；另一条并不明朗，回北京，在刚刚创立的北生所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开始独立的研究生涯。

邵峰选择了第二条路，他觉得中国存在无限可能。后来，在职业发展和科研上，回国后的成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参加北生所的面试后，在发给北生所共同所长王晓东和邓兴旺的邮件中，邵峰写道：能有机会与你们一起，回国推动中国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努力做出世界顶级成果，很有幸。

回国后，邵峰最初研究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很快，他就带着团队建成了病原细菌感染的遗传研究体系，实验室也成了全球细菌感染领域最前沿的实验室之一。从2007年、2008年开始，邵峰又尝试做一系列新方向的研究。团队的第二个研究是做抗细菌的免疫识别，之后又顺着这个思路，把研究推进到了细胞焦亡的发现、发生机制和功能。像爬楼梯一样，邵峰的研究重心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也始终走在相应领域的世界最前沿位置。

在原来的领域已经很优秀了，为什么要不断转做新领域？

“这实际上是革自己的命，我就是要打败自己。”这是邵峰的答案。

科学家面临着90%甚至95%的失败，邵峰相信一个古老的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有时，失败带来的认知提升和能力提高比成功更多，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前期太顺了对后面的研究不一定有利。因此，在所里招聘博士后或研究员时，邵峰总会问，做了哪些研究？哪些失败了？

2015年，邵峰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也是在这一年，邵峰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Gasdermin-D作为炎症性caspase底物来执行细胞焦亡的分子机制，这被认为是20年来免疫学领域20项标志性进展之一。

通俗但不完全准确地说，邵峰发现了“炎症”的秘密。2019年，凭借这项成果，他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邵峰觉得，自己能够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北生所的研究环境。北生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让他们能最大程度发挥创新能力，做出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

北生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也给邵峰的转化之路助益良多。作为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初建时期就已运行的单位，北生所带动了整个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因此，邵峰可以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下游的转化问题。2020年10月，作为创始人之一，邵峰成立了炎明生物，开始依据自己在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机制上的研究成果，开发中国自己的原创药物。现在，炎明生物已经是业内崭露头角的创新药企业。

实事求是

“这件事很难，最后很可能是一场空。”决定回国前，李文辉和王晓东说。

“你都不怕失败，我们还怕什么？”王晓东回答，“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回忆起十八年前和王晓东那场谈话，李文辉说，北生所的好处在于，它有一个不需保证成功，但能让科学家去试错的机制，去尝试，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宽容，给了许多他这样的年轻人心无旁骛“探险”的机会。

2007年10月，李文辉从哈佛医学院回国，在北生所的实验室里向一个目标攀登――寻找乙肝受体。

很少有人知道，2012年初，研究最紧要的一段时间，每天早起刷牙时，李文辉都会不由自主地干呕。

是太焦虑了吗？经济观察报记者问李文辉。“不是焦虑，是特别专注时，神经会高度兴奋。”李文辉说。

李文辉是个“不安分”的科学家。2007年，原本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顺利开展HIV研究的李文辉，想去探索新领域，而且疾病越大、越重要越好。他最终选定了乙肝病毒。

小时候，李文辉住在乡卫生院后院，常常见到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大学时，李文辉曾在医学院传染病科实习，接触过大量乙肝患者。但在美国，乙肝不在疾病谱的前端，支持的基金很少。一天，李文辉和系主任一块喝啤酒、聊天，说起回中国的想法，系主任说：“王晓东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所，你知道他吗？”李文辉当然知道。他很快向北生所递交了申请。

2022年，凭借对乙肝受体的发现，李文辉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为什么北生所会出现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涌现这么多原始创新成果？李文辉觉得答案很简单，关键是“实事求是”四个字。

“实事求是最重要，只要坚持这件事，就可以做得很好，但很多人都不坚持。”李文辉说。

说起在北生所的生活，李文辉讲起一个场景。

北生所有个传统，在每周二下午5点到7点举办的研究员讨论会（PI Club）上，几十个科学家在晚餐前一块儿开会，头脑风暴。在这个场合，他们总是直言不讳，尖锐点出同事的研究缺陷。比如，这些东西看起来还是有问题、这一步证据不足、主观成分太多等等。

“每个人都被批评过，如果没有人被批评，这个会就没有意思了。”李文辉说，“有些所外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会，一下子眼睛都睁大了――你们会上竟然这么直白。”

在所长王晓东和副所长邵峰的带领下，“碰撞”时常发生。没有收到问题和受到批评的研究要么无趣，要么不够前沿。李文辉觉得，经过了内部最严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外参加任何会议时，听到的都是和风细雨。

除了开放的交流，这种固定的学术聚会，还会给科学家们带来灵感。所里每个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的研究背景和方向都不一样，有人研究细胞，有人研究发育，有人研究模式生物，还有人研究化学和计算。与此同时，大家又有着同样的科学品味和标准。有时，两种不同领域的“碰撞”会让他们的研究豁然开朗，甚至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李文辉曾经的同事柴继杰和周俭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萌芽的。

被“一支烟”点燃的科学合作

2003年一个雪天，柴继杰和周俭民在美国纽黑文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相遇了。在那里，北生所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聘的面试。

彼时，结构生物学家柴继杰刚刚完成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后工作，正在新的十字路口徘徊；植物免疫学家周俭民已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但希望寻找更多可能。中国正在筹建的北生所成为他们的最优选。

2004年，两人正式加入北生所，成为首批PI中的成员。在北生所的红色四层建筑里，他们再一次相遇。

他们的实验室都在二楼，面对面，两人常常交流，偶尔抽支烟。几根烟的功夫，双方一拍即合。

植物和动物一样有免疫系统，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这早已是植物学界的共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植物的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虫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学功能，成了科学家们难以求解的谜题。几次交流后，他们达成共识：常规的研究手段已经穷尽，结构生物学手段或许大有用武之地。

合作就此展开。

抗病蛋白构成复杂、分子量大且构象多变，解析其结构极为困难，国际上一众科学家多方尝试，也没能有所突破。2007年，在周俭民的配合下，柴继杰解析了第一个弗洛尔抗病蛋白的复合物结构。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典型抗病蛋白，但这项工作让二人得以提出抗病蛋白识别病原的“诱饵模型”，这为两人后来发现抗病小体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十多年后，柴继杰和周俭民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抗病小体的发现和功能解析，这被视为植物先天免疫领域的里程碑发现，两人也成为科学家互赢、取长补短的楷模。2023年，他们凭借这项发现获得未来科学大奖时，获奖原因正是由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宣读的。

至今，柴继杰和周俭民都认为北生所对他们的研究生涯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北生所给柴继杰的是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offer：200万元科研经费、80万元安家费、30万元税后工资。同一时期，北京大学教授的年薪还不到10万元。不仅如此，北生所还提供一个很宽松的环境，科学家能自由探索研究方向，也不用花时间讲课，集中精力去做研究。

不过，回国前，这些承诺最终能不能都实现，还是未知数。没有人知道北生所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柴继杰告诉经济观察报，他回国时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大不了再回美国做博后。”

“北生所能一路走过来，是很不容易的。北京市政府能够一直支持北生所，也顶着一些压力。”柴继杰回忆，最初几年里，北生所遇到过不小的生存压力，有一段时间工资推迟发放，有时一些试剂也暂时买不来。

柴继杰认为，建设北生所，在当年是很有远见的事。在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上，无论是从体制创新、科研成果，还是从人才培养来讲，北生所都拥有位置。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如果把有多少比例的学生最终能走到科研岗位上作为衡量标准，北生所一定是中国第一。

和柴继杰一样，每年200万元的研究经费也很吸引周俭民。除了金额颇高，更让他心动的是，这些经费不需要打破头去跟别人竞争、去走关系：“我特别怕跟人打交道。在北生所，我专心做事就行了。”

在北生所，周俭民有过一段压力极大的时期。有几年时间，从文章发表到考核期评估，周俭民都在受挫。2007年，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被Science拒绝，这之后几年，一系列文章发表都不顺利。2010年，他的团队有一篇地标性的文章，Science、Nature都不收，改投到Cell的子刊才终于发出来。

不顺时，周俭民偶尔会和柴继杰“吐吐槽”。除了柴继杰，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在北生所结识的，有充分信任的朋友在身边，能很大程度上帮助他纾解心情。

2011年之后，随着前期研究成果得到同行认可，学术圈对周俭民的评价反了过来。周俭民觉得，“墙外开了花，墙内会听得到”。

回头看，周俭民把到北生所当成他学术生涯飞速发展的最重要一步，他认为自己在40岁以后还能得到发展，是北生所为他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多年之后，过去在国外的很多同事跟他说：“俭民，你回对了，你现在的研究简直是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