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数字利维坦
（原标题：逃离数字利维坦）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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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的快速跃迁。这一进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村、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向新兴的平台经济行业流动，快递员群体便是这一劳动力转移浪潮中的典型缩影。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期望，涌入快递行业。然而，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技能储备等因素，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跻身高收入、高稳定性行业。快递行业的低门槛、高灵活性，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就业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庄家炽深入快递行业，化身为一名快递员，基于在快递站点开展的田野调查，写成了新书《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这本书在理论研究与田野实景的交织中，勾勒出快递员在数字牢笼中的真实劳动图景，探寻平台经济下个体劳动者的生存智慧。面对算法的追逐，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通过熟稔固定派送区域、构建互惠关系等方式，使自己成为城市社区中“熟悉的陌生人”，提升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重构劳动自主性，寻得与系统共生共存之法，实现对系统的反追。
《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
庄家炽| 著
人文书托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书清晰映照出平台经济浪潮下快递员群体在数字化劳动秩序中的挣扎、抵抗与不懈追寻。从被数据紧紧捆绑的日常工作，到算法逻辑下效率、权益与责任的失衡困境，再到快递员凭借微观抵抗策略展现出的顽强生存韧性，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生动而复杂的行业画卷。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追求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道路上，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重构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劳动秩序，不仅是对快递员群体辛勤付出的尊重与回馈，更是实现平台经济高质量、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本书《过渡劳动》，该书同样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劳动状况的实证研究著作，更是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平台经济下新兴劳动形态进行深入理论剖析的佳作。作者王星博士提出的“过渡劳动”概念，精准概括了外卖骑手劳动的临时性、不确定性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这一概念丰富了对平台经济劳动形态的理解，指出外卖工作作为零工经济的典型，本是劳动者职业发展中的过渡选择，但现实中骑手却因各种因素与平台紧密捆绑，陷入难以挣脱的困境。
我们走进快递站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包裹揽收量、派送量、延误率、投诉率等。这些数据宛如高悬在快递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左右着他们的工作节奏与收入水平。快递员必须争分夺秒地穿梭于大街小巷，逐家拜访客户，稍有耽搁便可能面临超时罚款。派送环节更是数据管控的“重灾区”，每件包裹在系统中都被赋予精确的派送时效，从快递员取件那一刻起，倒计时便已启动。他们对派送区域内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区的布局都了如指掌，这种对空间的极致熟悉，并非源于个人兴趣，而是被系统数据逼出的生存技能。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这种数字化管理模式将快递员的劳动彻底“去技能化”和“碎片化”。在传统快递行业中，快递员需具备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对业务流程的整体把控能力。然而，在数字化系统的规训下，快递员的工作被拆解为一个个简单、重复的动作，只需按系统指令操作即可。他们无需思考包裹的最优派送方案，因为系统已计算妥当；也无需与客户过多沟通交流，只需完成包裹交接动作。这种劳动过程的异化，使快递员逐渐沦为系统的附庸，丧失了对工作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从效率维度来审视，算法的确展现出了强大的威力，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极大提升了快递服务的时效性。然而，在算法全力追逐效率的背后，快递员的权益却遭无情挤压。为契合算法设定的严苛时效标准，快递员被迫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每日工作时长常超12小时。长时间骑行、搬运沉重包裹，让他们的身体承受巨大负荷，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静脉曲张等职业病在快递员群体中极为普遍。
在责任归属方面，算法逻辑同样引发诸多混乱。当出现包裹延误、丢失或损坏等问题时，算法往往将责任简单归咎于快递员。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全因快递员个人失误，很大程度上源于交通拥堵、恶劣天气等不可控因素。但算法在判定责任时，缺乏对复杂现实情境的综合考量，只是依据预设规则和数据指标进行机械评判。在此过程中，人的因素被严重忽视，快递员仅被视为实现效率目标的工具，而非有血有肉、有尊严和权益诉求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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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深陷数字化系统的重重围困，承受着高强度工作与权益受损的双重压力，但快递员群体绝非逆来顺受的被动者。作者通过细腻观察与深入访谈，为我们展现了快递员群体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微观抵抗策略与顽强生存韧性。他们会精心构建自己的派送网络，与小区保安、物业人员、商店店主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换取这些关键人物的支持与便利。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快递员的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快递员之间也形成紧密的互助联盟，他们会相互分享派送信息，合理调配资源，共同应对挑战。这种基于业缘关系建立的互助机制，在艰难的工作环境中为快递员们提供了情感支持与慰藉。通过这些看似微小的努力，快递员们在系统的缝隙中艰难寻觅生存空间，努力维护自身尊严与权益。快递员们的微观抵抗行动，实则是对现有不合理劳动秩序的无声抗议，它呼唤着社会各界对平台经济中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推动行业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多数外卖骑手与众包模式关联，与平台企业并非传统劳动合同关系。这种模糊的劳动关系致使骑手在社会保险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平台通常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常规社会保险。骑手主要依靠购买商业保险应对风险，然而商业保险保障范围有限，难以提供充分保障。而且，工作强度与安全风险问题突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使骑手易疲劳，交通事故频发。但因劳动关系不明确，骑手在遭遇事故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时困难重重，平台与外包配送公司常相互推诿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京东、美团等相继宣布为外卖快递员缴纳五险一金，这一举措被视为外卖行业的重大变革，是外卖行业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平台企业为快递员提供五险一金的“鲶鱼效应”已显现，部分平台企业的跟进便是例证。但要实现全行业覆盖，还需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全职”与“兼职”快递员，避免企业通过模糊用工关系规避责任；二是平衡社保成本与快递员收入，防止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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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快递行业乃至整个平台经济中劳动秩序失衡的现状，重构合理、公正的劳动秩序已刻不容缓，也启发我们从多维度探索重构劳动秩序的可行路径。算法作为平台经济的核心技术支撑，其设计与应用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企业和管理者应摒弃单纯以效率为导向的算法设计思路，将劳动者的权益与需求纳入算法考量范畴，通过这种人本化的算法优化，实现技术与人性的有机融合，为重构劳动秩序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政府在重构劳动秩序中扮演着关键的引导与保障角色。从法律层面看，应加快完善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劳动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法律保护范畴。例如，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劳动者在工伤、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权益。在监管方面，加强对平台企业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机制，严厉查处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快递企业作为劳动秩序的直接构建者与维护者，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管理模式上，企业应采用更加人性化、参与式的管理方式，树立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将服务质量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而为提高快递员的薪酬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创造有利经济条件。
从职业发展角度看，外卖骑手的工作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对许多骑手而言，送外卖只是他们在城市打拼的阶段性职业，他们希望通过在这个行业积累一定资金和经验后，实现职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外卖行业的工作经历也为骑手们提供了接触城市社会、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但这种过渡性也带来诸多问题，如职业技能积累不足、社会保障缺失等，使骑手们在从一种职业状态向另一种职业状态转变的过程中面临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外卖骑手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与多元化，以及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复杂性。他们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和新老经济形态的交汇点，既受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又被卷入现代城市的数字化经济体系。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使他们在享受平台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不同社会结构层面的压力和束缚。
在《追系统的人》中，作者构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全景监狱模型。外卖平台的智能调度系统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演变为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数字利维坦”。这个系统通过实时采集骑手的行动轨迹、配送效率、用户评价等海量数据，不断优化其控制算法。当骑手在手机端看到“预计送达时间”时，实际上正接受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实验――系统通过压缩配送时限创造出的“时间盈余”，诱使骑手主动提升工作强度。
当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接单时间时，他们不得不陷入“多劳多得”的自我剥削陷阱。书中描述的“游戏化”管理系统极具欺骗性，平台将配送任务包装成闯关游戏，用虚拟勋章和等级制度刺激劳动者的竞争本能，这种精神操控术成功地将资本逻辑内化为劳动者的自我规训。面对技术异化的困境，本书提出了“算法人权”的前沿概念，作者主张在算法设计中嵌入人文关怀系数，通过技术民主化重构人机关系。这种技术改良主义路径虽具启发性，却低估了资本对技术演进方向的把控力，书中提到的德国“算法透明度法案”试点，为监管创新提供了有益参照。
在数字文明的路口，我们需要重新想象技术的可能性。荷兰某外卖平台实验的“骑手友好型算法”，通过延长配送时间和动态调整任务量，在效率与人道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种实践印证了技术发展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导向，关键在于重建“科技向善”的社会契约。
本书既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病理特征，也指明了治疗的可能方向。技术异化的本质是人的异化，而破局之道在于重构技术发展与人类福祉的价值排序。在算法与人性博弈的战场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智能的系统，更是更具温度的文明。或许正如本雅明所言，每个技术进步的瞬间都包含着救赎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备在数字迷雾中辨认星光的能力。
（作者系浙商资产研究院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