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与再平衡：愿黄金时代永不落幕
（原标题：进步与再平衡：愿黄金时代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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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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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巴格达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有什么类似之处？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答案是书店。
在文化最繁荣时，巴格达拥有600多家书店，显然那时阅读已经不再只是富人专享。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底格里斯河里一度泛黑，被扔到河道里的书籍上的油墨染黑的。1777年，伦敦拥有72家书店，比欧洲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出版商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光之商人（MerchantsofLight），他们到异国他乡搜集书籍，以推动进步（带来光明）为己任。
文化的流变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维度：一个是艺术的变化，另一个则是匠人地位的变迁。
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典范，一个是观察世界的好手，另一个脑子里总是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他们出现依赖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供养制度。梅迪奇家族之所以能够从银行家跃升成为贵族，甚至最后被教皇册封为佛罗伦萨公爵，部分原因是他在致富之后对供养艺术特别慷慨，这不仅为他们赚来好名声，也意味着新兴的商业势力替代传统的王权成为文化的主导。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与商业的紧密相连不仅限于商人对艺术的供养，画家和雕塑家也学着商人的模样成立行会，他们还开设学校、培训学徒、推广工匠式作业，许多作品都是大师与学生合作作坊的产物。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让艺术创作更加工业化，也推动了技艺的碰撞，进一步激发创作的繁荣。那时的意大利艺术已经变成了商业的产物，文化也成为炫耀消费的代表。
一百年后，荷兰商业繁荣使中产消费激增，推动了文化艺术的进一步转型。中产消费者的需求与大领主、大商人不同，更加个人化，也更加生活化，肖像画、风景画等等流派逐渐形成。商品经济成为推动艺术大众化繁荣的主要推手。
匠人则是另一个观察文化流变的维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有通过技术变革带来经济发展的先例，古希腊和罗马、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我们能看到当时人的技术发展，比如罗马人发明的混凝土，又比如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的进化。但这些技术发展并没有持续，而且很容易失去动力，甚至失传――随着罗马帝国的崩塌，类似混凝土和建造水渠的技术失传了很久。原因之一就是匠人并没有机会与知识阶层有效结合，没有上下联动，没有工匠与书斋的结合，没有让有想法的人能够持续去关注实际问题，并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参与改良和改善。
1660年，英国设立皇家学会，从名字来看似乎是自上而下设立的智库，实际上是民间依据思想家培根的想法来构建的。培根希望建立一个组织，搜集全世界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将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是知识阶层与匠人阶层结合的开始。培根鼓励知识阶层与工匠阶层之间分享知识、相互协作，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科技的发展。
这种融合背后是跨越阶层和消除偏见的努力。在一个贵族与平民有着天然分野的社会，贵族更容易成为知识阶层，但因为这层隔阂，他们不会关注普罗大众关注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当士人阶层挤在科举的独木桥上一心做官光大门楣的时候，他们自然也没兴趣关注匠人的发明和创造。荷兰为英国引入了商业文明，打破了贵族对上层和对知识的统御。商业精英天然对解决问题感兴趣，因为只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有不断去改良，才可能有机会挣钱。大量商业精英的出现，改变整个社会对阶层的看法，让知识阶层中能涌现出科学家，也让科学家与工匠人群中成长起来的工程师开启了深入合作。
从推动知识传播的光之商人，到艺术在商业的推动下成为普通人也能炫耀的商品，再到打破阶层的歧视，推动知识阶层与匠人（动手做事的人）结合，这些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务实精神是驱动工业革命的要素，如果没有从实际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知识来加速创新进程，人类恐怕只能依靠偶然的机会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未结束的革命
探究工业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因为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进步历程。到底什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我们能从人类历史上进步的黄金时代的盛衰中汲取哪些教训？当下人类的黄金时代还能持续多久？我们是否要重新定义“进步”？三本书从不同视角提出了类似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本是约翰・诺伯格（JohanNorberg）的新书《人类巅峰》(PeakHu－man），聚焦人类七大伟大文明的黄金时代，即古希腊、罗马共和国、阿拔斯王朝、宋代中国、文艺复兴意大利、荷兰共和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文明圈。这本书的核心其实是追问如何避免当下黄金时代的终结。第二本书是英国经济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赖（CarlBenediktFrey）的新书《进步如何终止》（HowProgressEnds）。第三本是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宇宙观与现代世界》。
在《人类巅峰》的描述下，工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这是一场没有结束的革命。在进步叙事中，工业革命不断迭代，从第一次（蒸汽机）、第二次（电力）、第三次（计算机），再到第四次（数字化、AI、智能）不断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改变，也不断推动泛式变革。
其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把进步和发展纳入到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可以说工业革命孕育了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经过两百多年工业革命的熏陶之后，我们对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追求是想当然的。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社会的底层挑战是马尔萨斯陷阱，经济的发展很快会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而进步――无论是观念的进步、制度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更有可能被打成异端。
第三，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文艺复兴所孕育的科学革命，和支持科学革命背后的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思想革命以及思想共和国――即最初源自欧洲的思想者和科学家的网络――的成长，让工业革命有机会能够持续发展，成为没有终点的革命。当然，真正要让科学革命变成科技、变成生产力，则需要知识阶层与工匠阶层的深度结合，也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将科学发展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和商业的态度。
第四，工业革命背后的第一驱动力，即技术创新，一直是跨界的。蒸汽机革命背后的专家并不是业内人士，很多是对众多领域感兴趣的人。而这种跨界还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制度基础，比如英国开创的专利制度。任何新颖的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当不再需要官僚系统来决定什么是创新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可能对新事物抱有更加开放的心态。
工业革命源自英国并非偶然。为什么商业社会在英国能如此繁荣？商业是如何持续推动技术变革的？答案其实是政府的缺位。我们学到的英国历史，无论是内战还是光荣革命，战争是脱不开的话题。英国政府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发动战争。但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它是海军强国，因为岛国先天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英国并不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两者结合起来就变成了英国的国家机器主要用于军事，其他方面基本全部交由市场来解决。换句话说，市场不断补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商人阶层的跃升。另一方面，海军的强大和陆军相对弱小，也让英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更依赖技术进步。海军所需要的投入，包括资金与技术，而陆军的基础是士兵人数。没有集权的国家机器，没有一个什么都要管起来的官僚阶层，反而让工业革命更容易在英国产生。《进步如何终止》还特别强调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放手，也因为政府在需要的时候有所作为。工业革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欧洲当时拥有强大势力的行会。当行会发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及收入都受到了工厂兴起的威胁时，他们进行了强烈的抵抗。真正使英国与众不同的是，英国政府有能力对抗那些会因工业化而受损的利益集团。在技术前沿领域，能否取得持续进步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而营造有利于创新者的竞争环境。
换句话说，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率先取得成功，不仅因为议会坚决维护私有财产权，更因为在国家发展需要时，政府愿意暂时放弃这些原则。比如，在需要推动铁路大发展的时候，英国政府在权衡地主的权利和技术应用的潜力时，会暂时偏向铁路开发商。
科学推动，市场主导，持续拥抱开放和创新，同时有为政府又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这是工业革命可以不断继续的原因。
从伦敦到纽约
文化中心是黄金时代的晴雨表。站在西方视角，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文化中心的流变：从雅典、罗马、巴格达、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一路到纽约，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一开始就要比较巴格达和伦敦的原因。1970年代，当被问及为何从伦敦搬到纽约时，列侬回答说：“如果我生活在罗马时代，那我当然会选择住在罗马。还能去哪里呢？”
过去一百年，文化中心为什么会从伦敦迁移到纽约？俾斯麦的一句话很值得咀嚼。俾斯麦快要去世前，有人问他，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是什么？俾斯麦的回答是：美国讲英语。
托克维尔说，美国人其实就是不再被“压迫”的英国人。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人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场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而是一场针对自由的理念的战争，英国人怎么可能获胜？
美国的制度不仅源自英国的传承，也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演化。比如在20世纪初，一种既加强监管（打击寡头）又具有去中心化特性（鼓励市场创新）的体系，推动美国走出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强盗大亨统治的寡头时代。
为什么个人电脑最先在美国发明？为什么美国推动了从计算机到移动互联网的一系列创新？因为美国有去中心化的土壤。联邦制不仅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实验场，也为技术变革创造了条件――因为允许发明家们自由地在各州之间流动，从而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的摇篮，在于没有传统的工业历史，不受现有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束缚，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创新的发生。硅谷的历史表明：一个充满竞争精神且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市场体系，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尤其是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时，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美国的企业逐渐转向那些能够跨越国界、实现各行业之间紧密连接的开放型系统，这最终推动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启了新的时代。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西欧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创新方面再次落后于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径依赖，他们在赶超阶段获得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而互联网革命则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需要转变增长模式，重新拥抱去中心化的策略时，他们却没有及时转轨。
反观当下，美国正在否定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学者深入反思的原因。开放的边界让美国得以坐享全球的人才红利，开放的贸易也让美国的消费者拥有物美价廉的商品，而这些都因为关税战而走向反面。同样，有为政府需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掣肘。当美国的知识阶层无论左右都在追问“为什么美国无法建设了？”这一命题时，他们很清楚困扰华盛顿多年的僵局（gridlock）本质是既得利益，比如邻避主义限制房地产开发，导致硅谷这样的繁荣地区房价飙升。
下一站杭州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飞速提升，世界正在再平衡，正在回归到19世纪之前的状态，即东西方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均衡。而这样的再平衡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位者如何克服进取者可能取而代之所带来的心态失衡；二是转轨问题，即进取者从跟随到引领，需要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日本和欧洲都是前车之鉴；三是如何避免黄金时代的落幕。
麦克法兰在《宇宙观与现代世界》中提醒我们，西方世界基于技术、科学及军事领域的显著优势和胜利，形成了一种自视优越且认为代表进步的宇宙观。他也强调，西方一直是一个好斗、崇尚军事，在很多方面自以为是且自信满满的文明。以己度人，西方会认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在领先之后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上一次霸权衰落是出现在英美之间的霸权交替。这也是过去500年唯一一次相对和平的霸权交接，虽然英国人仍然酸酸地说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希腊和罗马”的关系。但如果我们从面对挑战者的在位者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大国博弈最不易管理的恰恰是心态。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的英国人对帝国和命运的自信已经不再那么容易维持，当时的挑战者是德国和美国，而几十年后又会加上日本和苏联。地理大发现时期和大帝国时期那个开放、扩张，不断发展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封闭的时代，英联邦体系内部整合，对外则砌起关税的高墙。
麦克法兰慨叹历史的相似之处，我们是否将再次面对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尽管全球化仍然是大背景。西方的挑战是如何摒弃自己掌握所有答案的自负心态，转而接受可能从世界其他地区学到很多东西。在做好成为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时候，中国则需要传递出我们不会和西方一样的声音。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转轨，从一种发展模式到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切换，以及何时推进这种切换。政府与市场，官僚的计划与创新的混乱，本质上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相互侧重。在追赶阶段，中心化的计划和对执行力的强调很重要，可以推动弯道超车。相应的，当我们贴近高科技的核心地带，当我们要开始探索未知的时候，去中心化的努力，可能会更重要。
转轨需要推动从执行向创新的转变。创新需要打破规则，而高效执行却依赖于遵循规则。持续的进步取决于在这些力量之间取得平衡，在为探索而分散与为利用而集中之间灵活切换。
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破坏性，就是熊彼特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会引发人性中抱团排外的心态。《人类巅峰》特别强调人性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外向的，体现为贸易者（探索、交易、冒险）；另一种是内向的，体现为族群抱团（历史之所以会重复，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性）。诺伯格的研究发现，当一个文明拥抱贸易与创新时就会繁荣发展，失去文化自信时就会走向衰落。在当下，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受到这种外向和内向情绪的拉扯。恰如熊彼特所说，“技术动态性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障碍。”
最后，回到本文的母题：黄金时代结束了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似乎转瞬即逝。
那到底什么是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期，在短时间内，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时期与一种乐观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鼓励人们探索新知识、尝试新的方法与技术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黄金时代的典型特征包括文化创造力、科学发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黄金时代有各种可供借鉴的想法与方法，我们可以将它们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创新。
我们还可以梳理出一系列黄金时代的特质：科学、开放、多元、包容、知识无国界、智慧不分种族、贸易、法治与自治、文化和艺术成为炫耀消费的代表，当然还有阶层的变化――商人替代贵族、契约取代身份地位等。
如何避免黄金时代的落幕，有三点值得深思：
首先，对未来要乐观。乐观主义是一种态度。因为科技进步而自信，通过改革社会制度，可以促进理性、宽容和财富的发展，相信人们可以主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其次，理解推动技术的发展需要扫除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过去的进取者恰恰会成为当下阻碍进步的在位者。全球汽车行业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当中国的电动车快速发展且开始重新定义车和出行的时候，汽车行业作为一个传统且古老的行业，它们的既得利益就受到了冲击。
第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进步”。我们所熟悉的进步是物质条件和物理环境的改变，是更方便和更便捷。重新定义的进步可能是更好的成长，更清洁的环境，更包容的氛围以及更自由的多元空间。
在《人类巅峰》中一个章节特别提到了两宋的首都汴梁和杭州，尤其是杭州的繁华，背后是开放、多元、贸易和创新的融合。
或许下一站是杭州？
（作者系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晨读书局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