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对谈“95后”资中筠：这个世界如何，就在于年轻人往何处去｜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00后对谈“95后”资中筠：这个世界如何，就在于年轻人往何处去｜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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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晓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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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的资中筠看上去与十年前变化不大。

她叠穿着蓝色毛衫，白色的短发蜷曲蓬松，脸颊饱满，手指劲瘦，每天仍会断断续续弹1小时钢琴。“但我特别懒得出门，只剩下坐而论道的力气了。”说罢，她轻笑起来。

人生的前半段，资中筠在时代中经历大风大浪。

1930年，资中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长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起她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9年后随政治形势的变化接受思想改造。后来她被分配在半官方机构从事民间外交，遍访过几十个国家，文革期间下放过干校，也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资中筠曾说自己“人生自六十始”，改革开放以来，她渐渐完成“自我启蒙和祛魅”。在1996年退休前，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该所所长。退休后，她成为一名独立学者。

资中筠最敬仰的中国古人是司马迁，晚年她也渐以“直言”闻名。1990年代之后，资中筠收到大量约稿和讲座邀请，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她逐渐进入广阔的公众视野，始终致力推动启蒙，讲求常识、良知和逻辑。

2025年12月初，经济观察报拜访了资中筠，主要由报社一位00后记者进行提问。我们带去一些年轻人对时代的共同困惑，希望听到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的答案。访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资中筠谈笑如流。

但她婉拒向年轻人荐书，也拒绝赠言，“我不做青年导师”。她理解年轻人的处境，深知时代变化快，世界已与她年轻时完全不同。

尽管在不同时代，人们的经历和选择必然有所不同。她依然相信，存在跨越时空和疆域的共同价值标准，人们要各凭良心，未来就在于年轻人向何处去。

2025年12月，资中筠在家中

对教育界感到失望

经济观察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你关注到的国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资中筠：我年龄太大了，这20年不算什么。我感到中国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那以后30多年里中国整体上欣欣向荣。

有几个“界”的人，我都挺佩服。当时的某些知名媒体，特别是一些调查记者，法律界的一些刑辩律师，还有企业界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就有公益界的人士。

让我失望的是教育界。我觉得教育越来越普及，教育质量、文化修养反而下降了，理念也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更开放而是更狭隘了。百年树人，这对民族前途会有深远影响。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对现在的教育界失望？

资中筠：我首先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中小学教育。我自己不管是文化的底子还是做人的底子，都是中小学打下的，特别是初中很重要。

现在有一个现象，学校应该是老师负责的，却变成了家长的事，应该课堂上教的，不得不在课外培训。现在知识爆炸，学生学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但许多人为的负担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攀比、满足学校的成绩需求、家长的虚荣心，就是不管学生本人的需要和苦乐。

经济观察报：你所忧虑的，我都经历过。（笑）

资中筠：你是00后，我想就是80后上学时也比你们00后现在的情况正常些。

经济观察报：你上学时是什么样？

资中筠：太久远了，与现在完全不一样。总之，上小学以后就一切交给老师，家长很少检查作业，也没有非要补课的情况。一直到中学，我们的作业都只有数学题，回来最多做一个钟头。晚饭以后我们绝对不做功课，夏天出去跟同学骑车兜风乘凉，或者是看闲书。我九点以后就得睡觉，没有开夜车之类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对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资中筠：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事是兴趣，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能启发学生思考和求知欲、好奇心和自学能力。我上大学时老师大多没有讲义或教科书。有的上来就讲，我们拼命记笔记。有的老师会剖析一篇典型的作品或一个作家，讲自己的独到见解。总的效果是吊起大家的胃口，使我们自己急于到图书馆去借老师提到的作品来看。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兴趣就太多，而且不断变化。我中学碰到两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让我对数学很感兴趣，我就考上了燕京大学数学系，然后发现自己也不是数学天才，就又转到外文系，二年级转清华就只能上文科了。

1949年开始思想改造，先是老师，后是学生。大学的后半段就在否定我以前学的内容和思想，之后的工作也都是分配的。人家老问我，你为什么研究美国，我说是分配的。但是研究下去也会研究出兴趣来。

40多年做对了两件事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自己“人生自六十始”。退休之后，你进入了“自我启蒙”与“祛魅”的人生第三阶段，有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在这一阶段，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资中筠：我从来就没有过太多的成就感。我刚才说过，我退休前的生活工作其实是被动的居多。工作都是分配的，研究美国也是分配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可以自主时做对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开始有一点点有限的自由时，我请求调离对外友协，离开送往迎来、按口径说话的工作，去做学术研究。

第二件，是我主动辞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到1992年得到批准，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表了不少真正自己想说的话。

有人认为我勇敢。其实我觉得自己很懦弱、总想逃避，我原意是倾向于出世的，并不想当一个公众人物。毋宁说我是缺乏涵养，有话憋不住，特别是看到流行的、我很不赞同的看法、说法，甚至完全不符事实的，就忍不住要辩驳，一吐为快。

这样也许招来一些无妄之灾，却也引来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各界的忘年交给了我许多交流的机会，增加知识，启发思想，有时否定原来的定见，觉今是而昨非。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研究什么学术问题，还关注什么问题？

资中筠：现在没有专门研究什么问题，只是惯性作用，自然还是关注国际问题。

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精力也有限。除了家里人的事之外，我天天一睁眼睛，如果看看消息，最想看的就是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了，因为我认为它的结果关系到时代的大局。

我懂事以后就经历抗日战争，成年以后大半生都是在冷战之中，专业又是国际关系。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经历这样规模的热战，每天铺天盖地都是有关的信息，自然忍不住会关注。不过，信息真伪需要自己做出判断。

此外，美国也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料的变化，我写了一些想法，只发给私人朋友探讨。

对于国事，我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不发表有关当前政策或向上建言的文字。可是网上常传出冒我名的这类东西，有的还加上头像，不熟悉的人常误以为真。不知造谣侵权者动机何在。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度辟谣。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美国的变化？

资中筠：我觉得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的前景，也同时能够影响到世界的，就是当前这一批科技巨头兼财富巨头，白宫或者国会是整个变化的果而不是因。

新科技是造福还是嫁祸人类，现在主导空前加速度的科技发展的巨头是倡导极端利己的丛林法则，还是继承启蒙运动以来更加人道的价值观？这与人类的祸福息息相关。从某些大佬们迄今为止的言论来看，有理由让人担忧，更不用说对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的态度了。

如果连现代工业社会赖以存续的规则、契约精神和人道主义都被抛弃，公然倡导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成为社会主流，是人类的悲哀。

经济观察报：2023年年底，你为经济观察报年终特刊《AI时代的人类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是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切入的。现实生活中，你会使用AI吗？

资中筠：跟ChatGPT聊天之类的，我现在不想下这个功夫了。对AI，我完全外行，没有资格做什么评论。只是对于时代的变化，我出于职业习惯本能地关注。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的时候，我曾写过《跨过新门槛》一文，提出这次危机与以前不同的是，发生在人类正跨入一个后工业化时代，一切都难以预料。

关于科技发展对人类的祸福问题，实际上将近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英国科学家尤恩有句名言，大意是说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超过了掌握自己的能力，将后患无穷。电影《奥本海默》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遗憾未能利用多次出国机会做实地调查

经济观察报：现在世界上各种观点越来越撕裂，由于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变化，去美国等地方留学也不太容易了。有些年轻人会很迷茫，不知道还要不要出国留学了。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资中筠：从来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不足为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几十年的确国际环境比较友好，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作为个人，如果有机会出去，我还是鼓励出去睁眼看世界。个人情况各有不同，不论你自己或是哪个国家的一般人，交往中就代表自己，不代表国家。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国际环境友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资中筠：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我跟美国人打交道比较多。我觉得美国人的国民性是很开朗的，不藏着掖着。

例如我90年代起就研究美国的公益基金会，最后一次是2014年跟着乐平基金会去考察新公益。所到之处，都得到热情接待，都特别愿意讲，特高兴有中国人愿意了解他们的工作。当时我去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公益事业中心，那有个很大的汇集全国资料的图书馆。我说我想了解某个基金会去年的预算。管图书馆的那位小姐，就“啪啪”地从电脑里头打出一大批来，连高管的工资都有。我还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档案馆，那些管理员特别热情，不仅找出好多资料，还会主动提建议。

所以，我回来之后补充写了一大厚本《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要不去考察的话，我写不出来。

我现在已经有十年没去过美国了。当然根据现在十分发达的资讯也可以了解情况，但我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经济观察报：你亲自去过几十个国家，与当地人进行交流时，有没有发现和自己预设不同的地方？

资中筠：特别遗憾的是，实际上我接触的还是知识精英、大学教授等。要不就是钻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很少到各地实地考察、接触一般老百姓。

如今美国忽然选出这么不靠谱的、言行乖张的总统，我就觉得，我以前对美国还是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美国的分化不仅是贫富，而且是文化和认知。不用说红脖子百姓，就是“土财主”我都很少了解。过去偶然有所接触，感到他们很朴实、直率，却非常闭塞，对外界惊人地无知，但当时没有太在意，不认为他们代表主流。这是作为研究者的遗憾。

人不只是螺丝钉

经济观察报：我们这代，有很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之后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结果发现自己就只是一颗螺丝钉，早上10点到公司，晚上12点才回家，周末也要加班。二三十岁本来应该是最美好的时间，结果都浪费在赚钱上，钱还没有赚到很多。人们普遍非常疲惫，而且很没有意义感。你有过这种时候吗？

资中筠：客观来说，要一架机器转动，螺丝钉是必要的。我听到过一位长者曾称赞他的女儿“胸无大志，国家栋梁”，因为她在出版社做校对，能保证一个字不错，这种敬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人不是机器，有脑子，有良知，不能完全盲从。至于思想、科研、教育范畴的职业，需要的就不仅是螺丝钉精神了。

就我自己而言，大概从20岁到40多岁这段时间，我就是没有自我的、很真诚的一只螺丝钉，而且兢兢业业“改造思想”，否定以前的自己。那时候也无所谓劳动法，常常是快下班的时候领导让你起草个东西，明天早上八点钟交过来，通宵和加班是常有的事。后来我因过劳和营养不良，健康受了损失，大病一场。

无论如何，你们现在比我青壮年时期还是自由得多。当然首先需要谋生，先做好本职工作，如果没兴趣，就用业余时间做你喜欢的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碰到过一个美国年轻人，他特别喜欢哲学，但必须先谋生，就去找了一份最不费脑子的体力活――码头运输工。他省下脑力来，业余研究哲学。当然这是特例，还得有一定条件：不加班，周围没人说三道四。

我刚才说到对现在教育状况的不满，其中包括全社会对职业的一种势利、等级观念严重的风气，这是当前中国特别突出的。似乎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上名牌大学――到大公司――升职――加薪――买房――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如果你对自己现状不满，能否趁着年轻，试着跳出这条轨道？而且也不一定在大城市发展，中国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小城市生活成本要低得多。自己按照兴趣自由创业，或者暂时清苦一些，但是做自己喜欢、认为有意义的事？

经济观察报：家人在婚恋方面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比如有人不结婚，父母就得了抑郁症，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资中筠：怎么现在某些社会观念和风气忽然倒退到不如一百年前了。比如说结婚要房子、要“彩礼”，连我父母都没有经历过，他们都是1900年生人。

我外婆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却非常开明，几个女儿都送出去上新学堂。我母亲是浙江湖州人，她居然在十三四岁时就到苏州上寄宿制的桑蚕学校，那里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间学校大概相当于中专，宗旨是培养科学种桑、科学养蚕的人才，改良中国的丝业，与日本争夺市场。

我父亲是湖南人。家里要给他包办婚姻，他就离家出走，从家乡沿着长江一路走到上海，碰巧考上了公费留学去了日本，没要家里一分钱，读到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我父母20岁就认识，到30岁才结婚，父亲在外留学，他们通信十年。我父亲回国时，刚开始还没有稳定的职业，没有房子，更不用说彩礼。他们觉得谈得来就是了。我相信，在她那个时代，周围的保守风气不亚于现在的社会，但是她和一批与她相同的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不理会这些，也走得通。

不过那时整个社会的设施还是不够发达，女子职业和婚姻往往不能两全。我母亲结婚前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当蚕桑科主任。生我之后，她生了一场病，就做全职主妇了。

当然，我承认，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和我成长的天津的租界，都是得风气之先，最开放、最发达的地区。北方、内地就不一样，城市和农村更不一样。但是那个时代像我父母那样也不是很个别的现象。还有比他们更激进的。姑且不论政治，就社会风气而言，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海归在各个领域推动社会进步，都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观念。如果一百多年来随着教育普及，能以先进带落后，至少不至于连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进入AI时代时，观念却倒退到农业社会去了。

经济观察报：家人还经常和我们说，一定要买房。但比如在北京，我们靠工资肯定买不起房的。

资中筠：我父亲算是事业有成，到1949年之前我们家没有买过房子，也没觉得非要有自己的房子不可。很多欧洲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教授，就是租房子住的。在大城市很多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子，也无所谓。中国人是跟美国人学，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感觉，就是他们生存空间太大了。我们当时住房挤得不得了。

现在和那时总体生活条件无法比拟，随之要求也不一样了。不过这个问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包括平均收入与房价比例等等，我没有资格评论。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外战、内战和颠覆性的大动乱，个人侥幸逃脱了一些重大的劫难，但眼看熟人、亲人遭难，精神长期在桎梏之中。现在只要不打仗，你们的处境还是好得多。只是社会攀比、势利、虚荣之风太盛，对于初涉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最好尽量摆脱这些，走自己的道路，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经得起挫折和坎坷。

何谓“此心所安”

经济观察报：每个时代的人的经历和选择都是很不一样的。

资中筠：的确是不一样，但时代精神应该是前进而不是倒退。所以我一个时期以来的写作和言论都是在纠正把中国近代史等同于“帝国主义侵华史”，这是对为中国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的前人的不公平。其实中国的现代化起步相当早，如我刚才所说，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放到那个程度。

我感到我的父辈、老师辈都有一种理想，对于物质生活并不怎么看重或者是攀比。比如企业家，过去对著名企业家不像现在这样按财富排行，而是看他发明了什么东西，创办了什么企业，比如有好多“大王”：味精大王、洋灰（水泥）大王、火柴大王……等等。他们把日用品都从进口变成了国产，不是靠抵制洋货而是靠市场竞争，去掉“洋”字，是了不起的成就。更不用说教育、新闻、文化方面了。

由于在睁眼看世界后，深感中国之落后，所以他们那一代的理想都是救国，希望中国强大。这跟古代以来的思想有关，士大夫对国家是有责任感的。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具有那样的责任感。

资中筠：首先我觉得应该敬业。其实每一个人只要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这个国家就有希望。这句话不是我首创，但我十分认同。并不是人人都要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学者喜欢宏大叙事，或者一说“我们”，就把自己代入国家决策层。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他说的国家指朝廷，那是在朝为官的事儿，普通人管不着。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指一种精神、价值观和社会风气，那是大家的事，特别是读书人有更大的责任。总之不论国运如何，读书人最好不要功利性太强，把聪明才智都用来想着怎样向上爬。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但我们所能接受的教育，工作中的“卷”，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复杂关系，也都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你认为，年轻人可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时代环境，怎样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觉悟的人呢？

资中筠：这种青年导师的话，我是说不出来的。我意识到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特别是我退休以后，许多新事物不论好坏，我都跟不上了。我更不需要应付职场中的各种矛盾，不能对正在做事的年轻人要求太高。多数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是必须有所妥协的，很难完全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想普通人应该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守住某一个底线，底线不要太低。至少不要做害人的事。如果写文章必须写几句挺肉麻的话，心里头至少要有个审美的底线，不至于乐此不疲。

第二，可以放弃的东西就放弃一点，不一定非去主动迎合，不要助纣为虐。比如，假设你在一个食品厂工作，明知道产品里头搁了很多对健康特别有害的东西，你如何选择就是考验。人的一生总会面临许多曲折和选择，“既要、又要”是比较难的。

经济观察报：许倬云先生在新冠疫情期间，曾经说要“向内求”。两年前，你在经济观察报的活动上也讲过“但求此心所安”。但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有困惑、也有浮躁，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资中筠：一句话说，就是“凭良心”。至少要有一个善恶是非的标准。但是这跟人的知识积累也有关系。经常接受谎言就会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蠢和坏，其实是常常连在一起的。

我也不赞成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否定掉，至少在春秋时候，“君子”就有一个标准，有好多事是“君子不为也”，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人而有信，全世界都得有诚信，不能坑蒙拐骗。放在现在就是契约精神。我相信，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其标准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差异。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中国特色”不能作为掩盖消极面的借口。

经济观察报：你能推荐给年轻人几本书，或者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吗？

资中筠：我原则上不推荐书，也不赠语。我说过，就是要守住底线，底线不要太低。我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跟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如果非要用梁漱溟先生那句话问你呢，“这个世界会好吗”？

资中筠：我的回答是，就看你们了。这个世界如何，就在于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往何处去。群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