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税”: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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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9月30日

(原标题:“机器人税”: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

“机器人税”: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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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届时税收与社保收入该从何而来?

近十年来,众多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人士已注意到机器人替代人工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些年机器人使用率大幅提升,一个关键问题越发凸显:当机器人替代人力后,能否像对个人征税那样对其征税,又或是否有选择其他方式补充税源?

9月22日,经济观察报就征收“机器人税”征收的相关问题,专访了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英顺。金英顺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税务诉讼、国际税务以及遗产税。

金英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国家或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也有一些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和“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的“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均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公平与社会保障,但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多种形式。

金英顺表示,当自动化技术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能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劳动者再培训计划、维护社会安全体系。换句话说,征收“机器人税”并非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要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

|对话|

经济观察报:从国际税收研究的视角来看,你认为“机器人税”的征收对象应如何界定?是针对物理机器人本身、其软件系统,还是基于它取代人类劳动力后所提升的“超额生产率”征税?

金英顺:我认为最务实的做法,是关注技术实际产生的效用,而非其外在形态。当机器、软件或自动化系统接管了原本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时,将其纳入征税讨论范畴是合理的。这种界定方式不仅能涵盖实体机器人,还包括人工智能算法和云端自动化系统。

从理论上看,对“超额生产力”征税看似公平,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统一、精准的衡量标准。简单来说,我们应从能明确识别的对象入手,比如那些内嵌人工智能,且显著替代人力的机器人(特别是制造和服务类机器人)。

经济观察报:当企业借助自动化获得巨额利润时,其对社会的责任是否应超越“创造就业”?你认为“机器人税”是否在重新构建21世纪的社会契约,也就是寻找资本、技术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新平衡点?

金英顺:确实如此。当自动化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再培训计划和维护社会安全。

换句话说,这不是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为了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让技术创新真正引领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随着AI(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渐具备自主决策能力,未来是否有可能赋予其某种法律主体地位?若真如此,机器人是否应像公司一样承担纳税义务?这会带来哪些伦理与治理挑战?

金英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许多法律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在我看来,目前这种讨论还为时过早。本质上,责任和税收应当由掌握技术并从中获利的人和公司承担。对于是否应当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首先应当在民法框架下作出认定。纵观人类历史,赋予法律人格性一直是政策判断的问题。例如,新西兰等国家在近年来赋予了山川河流法律人格。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存在政策需要,机器人也可能会被赋予法律人格。

经济观察报: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已正式提出或试点“机器人税”政策?这些政策在立法初衷和征税方式上有何异同?

金英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已有部分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及“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从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社会公平与保障社会福利,但所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内容。

经济观察报:2017年8月,韩国政府通过修订税法,将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税收优惠从最高7%降至2%,当时韩国出台这一决定的考量是什么?实施效果如何?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金英顺:2017年,韩国降低了对自动化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比例,一些媒体将其称为“全球首个机器人税”,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韩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不同的税收抵免比例推动自动化发展,不同规模的企业抵免比例有所不同。2017年的改革仅针对大中型企业――降低了它们的抵免比例,小型企业的比例保持不变,政策初衷是“放缓过快的自动化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税”,因为它只是减少了过度的税收优惠,并未将节省的财政资源用于支持被替代的劳动者。后来,韩国恢复了中型企业的自动化设备税收抵免比例;2021年又推出一项新方案,将中小企业的相关抵免比例提高至最高12%,(包括机器人设备投资)。同时,韩国还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提供了大量研发税收抵免。总体而言,韩国的做法更强调鼓励私人投资和机器人应用,而不是对自动化进行征税。

经济观察报:支持对机器人征税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自动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进而削弱所得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基础。你认为“机器人税”在理论上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税收流失、抑制自动化过快发展,还是为全民基本收入等新社会政策筹资?

金英顺:我认为征收“机器人税”有三重目的:第一,当自动化导致个人工资下降时,“机器人税”有助于弥补这部分税收流失;第二,如果自动化发展过快,引发社会动荡,“机器人税”可以起到温和的“刹车”作用;第三,它可作为专项资金来源,为劳动者再培训项目,甚至为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提供支持。

简单来说,其目标并不是限制技术创新,而是通过这部分税收帮助人们适应技术变革,并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开征“机器人税”,可能会担心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资本和技术向税率更低的国家外流。你认为在缺乏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有效的“机器人税”是否必须通过类似“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国际协调来实现?

金英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当前各国支持技术创新,普遍推出了各种税收激励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采取“机器人税”政策,企业可能会将生产或自动化中心转移到海外。因此,即使一开始只是“软性指导”,国际协调也会非常有帮助。我们不需要各国制定完全相同的法律,但确实需要共同的规则来防止陷入“恶性竞争”。

经济观察报:除了直接对机器人征税,国际上是否还在探讨其他政策选项?具体有哪些方向?

金英顺:替代方案其实有很多。一些选项包括:取消过度优惠的资本折旧政策、通过工资补贴或税收抵免来鼓励雇佣、建立由雇主出资的培训基金。还有一些想法涉及“自动化红利”,或者将社会缴费从工资转向消费税或资本税。换句话说,直接征收“机器人税”只是众多政策中的一种,它既可以与这些措施协同使用,也可在其他政策能更顺畅实现目标时,成为补充方案。

经济观察报:自动化、智能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截然不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征税可能会延缓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进程。我们是否需要构建一个差异化的全球框架?例如允许发展中国家暂缓征税以吸引投资,由发达国家率先试点?

金英顺:当然可以。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发展和外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若过早征收自动化税可能会降低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进而减缓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速度。因此,分阶段实施可能是最合适的方案之一――给发展中国家更多时间,或者在税收适用之前设定更高的门槛。发达国家则可以率先试行该制度,因为它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换句话说,公平也意味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体的起点不同。

经济观察报:在跨国企业广泛部署机器人技术的背景下,如何防止“机器人税”成为新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工具?

金英顺:核心在于将“机器人税”与“自动化实际使用地”挂钩,而非仅仅与“企业利润入账地”绑定。这意味着需要要求企业报告自动化部署的具体位置、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当地生产力提升的情况。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数字税第一支柱”谈判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国际合作重新分配各国征税权至关重要。简单来说,要让“机器人税”既公平又难以被规避,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透明度规则,同时纳入符合BEPS原则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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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回购、高管增持、大比例分红组合拳 保险股能否成为高股息策略“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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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孙诗卉 上海报道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港交所权益披露资料显示,在7月15日增持222万股友邦保险股份后,友邦保险集团CEO兼总裁李源祥(Lee Yuan Siong)当前股份总数达842.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该持股总数较李源祥2023年年底时的持股总数680.99万股增长近161.55万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市值管理持续:高管增持、股份回购叠加大比例分红 事实上,上市公司高管增持一直被视作增强投资者信心、提振股价的有效手段。例如,万科于7月15日公告,万科骨干管理人员自筹资金2亿元,委托第三方通过信托计划自愿增持公司A股股份;华夏幸福发布公告表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拟自2024年7月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险企方面,中国太保原总裁傅帆(现董事长)也曾分别于2022年5月20日和2022年5月23日增持公司H股股份27800股和12000股,买入平均价格分别为17.24港元/股和17.7港元/股,合计增持金额约69.17万港元。 业内认为,高管增持通常意味着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改善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预期。 有趣的是,与其他企业的增持操作相比,友邦的操作更偏向“少量多次”。在多次操作下,友邦保险集团CEO兼总裁李源祥(Lee Yuan Siong)今年以来持股总数较23年底披露的680.99万股增长近161.55万股,总数达842.54万股。 除了高管的持续增持,友邦的百亿回购计划也仍在进行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到,自友邦保险2022年宣布百亿美元回购计划以来,截至7月18日,百亿股份回购计划回购金额已超9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亿美元回购计划进度接近八成的时候,友邦保险又在四月底宣布,百亿美元回购计划将在原计划基础上额外增加20亿美元的回购股份,并将在未来12个月完成。 据统计,截至7月18日,友邦百亿美元回购计划回购规模已经超过91亿美元(按照1美元兑换7.8099港元计算,因汇率波动可能存在误差,本文美元数额均为估算)。按照原本的百亿美元回购计划,该进度已经超过90%,不过在增加20亿美元回购金额后,友邦仍将继续回购数十亿美元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码回购计划的同时,友邦还同时宣布以每年自由盈余净额的75%作为目标派息率。自2024年起,将每年通过股息和股份回购向股东返还资本。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一系列资本管理政策整体超预期,体现了公司的治理能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表明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而这与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高股息价值投资策略不谋而合。 近年来,高股息策略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和投资机构的选择。业内认为,在市场预期转弱、单边下跌或震荡时,“避风港”属性尤为重要。中信建投在研报中表示,由于高股息公司特有的财务表现优异、现金流充沛、盈利能力稳健等一系列特点,且此类标的大多为市值较大,股价波动幅度较小的银行股、公用事业股、周期资源股龙头等,因此当整个市场经历不可预期的恐慌或危机而表现疲软时,高股息策略防御属性显现,突显出“熊市抗跌”的特性,同时还能获得可观的分红收益。 加大分红力度 保险股发力“高股息” 近年来,各大上市保险公司正在努力打造自身的“避风港”属性,尤其体现在打造高分红属性上。在新“国九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上市保险公司加大了分红力度。 5月25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将在公司2024年半年度具有可供分配利润的条件下,实施2024年度中期分红派息;6月26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接连发布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而在此前,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A股上市五家险企中,只有中国平安每年两次分红,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则每年分红一次。 长江证券在研报中表示,中期分红能够实际在2024年内发放,相当于年内到账1次上年度股息和1次本年度中期股息,可以拉升短期的股息率,这对部分高股息策略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险企的中期分红有利于吸引增量资金进入保险股板块。 除了今年增派的中期分红,头部上市险企去年分红水平均保持高位。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A股上市五家险企分红率均超三成。2023年,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超755.20亿元,平均分红率达45.63%,五家险企分红率都在30%以上。 从分红金额来看,中国平安在五家上市险企中最高,高达440.02亿元。该公司拟派发2023年末期股息每股现金人民币1.5元,全年股息为每股现金2.43元,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