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双“首案”:违诺不增持或减持股票,该怎么赔|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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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9月06日

(原标题:解码双“首案”:违诺不增持或减持股票,该怎么赔|格物致知)

解码双“首案”:违诺不增持或减持股票,该怎么赔|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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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因知/文

解码双“首案”:违诺不增持或减持股票,该怎么赔|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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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出现了两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首案”――上市公司内部人因违反增持承诺和不减持承诺,被法院判决赔偿数百万元。这两起案件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等敲响了“承诺不可轻做、不可轻违”的警钟。

解码双“首案”:违诺不增持或减持股票,该怎么赔|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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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首案处于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前沿领域,其反映的追责趋势是否会进一步扩张,又是否应有合理限制,值得深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与文中提及的任何公司、个人及其亲友、员工、代理人均无往来。

增持承诺不兑现:视同虚假陈述

2021年6月15日,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兼总裁袁某、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罗某计划在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亿元。此后,金力泰两次公告称,袁某、罗某的上述增持承诺履行期限分别延期至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2022年9月30日,金力泰公告称袁某、罗某未能在延期期间完成增持计划。同年10月20日,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对袁某、罗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同年12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对袁某、罗某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2024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将本案作为首例因上市公司董监高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引发的证券侵权纠纷案件予以受理。原告刘某某、郑某某主张,他们因上述股份增持承诺购买了金力泰股票,该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要求金力泰、袁某、罗某共同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等共计900余万元。

被告辩称,他们已按照规定及时将增持意愿、资金筹措情况以及因资金筹措困难导致延期等情况书面告知金力泰,因客观上履行能力不足,无法再履行增持承诺,不存在主观上“忽悠式增持”的故意或过失。对此,公司也及时发布了公告。股价下跌主要是由于市场整体及企业自身经营等其他情况导致,并非两被告不履行增持承诺所致。

2025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开承诺涵盖股份限售承诺、业绩承诺、股份增(减)持承诺、分红承诺、股份回购承诺、法定义务重述承诺等多种类型。不履行公开承诺的法律责任属性无法一以概之,应结合承诺主体及内容、相对人是否确定、未履行承诺的原因、承诺主体的过错等因素综合考量,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典型证券侵权行为,也可能无法归入证券特殊侵权范畴,抑或构成违约行为。

对具体行为应结合增持行为特点、承诺的行为性质、承诺时的履约准备、延期事由、未履行承诺原因等综合判断。袁某、罗某在首次作出增持承诺时并无资金准备,在后续延期过程中也未积极筹措资金,且在面对交易所质询时,以过桥资金制作“虚假”存款证明,故难以认定其有增持的真实意愿。从增持主体、承诺增持金额、市场影响力等角度看,这一公开增持承诺信息的披露,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预期产生了严重误导,虚假陈述行为成立且具有重大性。换言之,法院认为这两位高管并非真心准备增持,增持未兑现是主观而非客观因素所致。

至于公司,法院认为其尽到了基本的审查义务,亦无证据证明其明知或应知袁某、罗某存在虚假陈述,故不应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损失核定,一审判令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赔偿两原告投资损失 506130.96元、277406.42元。而且,由于本案采用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审理,后续还会有不少其他原告提起的同类判决会参照此判决结果。

本案在责任定性层面争议较小。在定量层面,两人实际增持0股,属于100%未履行承诺,不存在减轻责任的理由。法院将不履行增持承诺视为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利好信息。承诺到期未履行后,本案又属于股价下跌的典型场景。所以,法院在利好信息破灭时,要求承诺人赔偿投资者“买高卖低”导致的损失,逻辑较为通顺。后续出现其他案件同类判决的概率较大。

不减持承诺被违反:可以进行场景三分法吗?

需要注意的是,金力泰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新证券法新增的第84条第2款。该条款行文较为宽泛,其内容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任何承诺未来都有可能招致赔偿责任或赔偿诉讼的风险,比如控制人、董监高承诺完成某项并购重组,甚至承诺守法合规。

和增持股票承诺最接近的,当属不减持的承诺。从法律构造上而言,承诺增持但未履行,和承诺不减持但未履行,本质是一样的。股票和一切商品的基本规律是供求影响价格。有人承诺增持,股价就有向上的动能;有人承诺不减持,股价就有维持的力量。除了资金因素外,董监高、实控人等内部人的承诺,也会给外部投资者带来一定的信心。一旦打破承诺,股价就会下跌,这与吹嘘公司利润有1亿元,但后来被揭穿的情况类似。

此前,对于违诺减持的行为,一般追究行政责任。相关行政罚款虽然金额不菲,但与民事赔偿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尚无投资者提起赔偿诉讼的案例。不过,已经出现了由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特殊约定,而判令违背不减持承诺的股东赔偿的案例。

2025年7月发布的南方某省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审判白皮书中,第一则案例就涉及减持承诺的赔偿判决。法院称之为“上市公司诉股东违反限售承诺民事责任第一案”,甚至认为该案“对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证券违法行为非法收益的认定均具有参考意义”。

该案中,禾某公司于2017年上市时,公司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董事夏某在招股书中承诺:上市36个月后的两年内(即第四、第五年),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上市前股份数量的15%;如违反承诺提前减持股份,应向投资者道歉、回购同等数量股份,并将减持收益返还给公司等。

2019年8月,夏某和妻子丁文某离婚,夏某将630万股股份转给丁某。一般来说,限售股份由于离婚、继承而转归他人,未必一定会伴随限售义务的转变。但本案中,丁文某出具承诺函,确认继续遵守夏某之前做出的限售承诺。2021年7月至11月,丁文某违反限售承诺提前减持股票,减持价款约5100万元。2022年,该上市公司依据上述限售承诺函诉至法院,要求丁某向公司返还违规减持股份价款。

法院审理认为: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自愿作出的限售承诺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律规定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虽然法律未必明确要求违规减持需承担何种具体责任,但违规减持行为本身具有不当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东承诺违规减持收益归公司,上市公司据此要求该股东支付违规减持收益的,应予支持。

值得疑问的是,应当向公司返还的违规减持的股款如何计算。法院认为:违规减持股票收益的计算方法并不唯一,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确定。违规减持行为发生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股价下跌。此时,违规减持收益的计算方式可以是“违规减持所得”和“合规减持应得”之间的差额。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高位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8元,那么违规减持收益就是2元。

第二种情况是股价上涨。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高位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12元。从结果看,股东提前卖出是吃亏了。不过,有些公司给股东的承诺模版里会写:如果违反不减持承诺,就在若干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将所持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若干个月等。

法院认为可以参照限售承诺人在回购义务产生之日应付出的回购成本和其违规出售股票价款之间的差额确定违规减持收益,该差额是限售承诺人得以避免的一项支出,可以作为确定其收益的参考依据。比如,减持后股价在10个交易日内涨到11元,股东违规减持后本应承诺在10个交易日内赎回,但坚持不回购,就产生了每股1元的违法收益。

本案即是如此。2020年7月28日为限售起始日,交易均价为7.76元/股;2021年7月28日为被告股东减持起始日,交易均价为18.64元/股;2021年9月18日公司发布的《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指出丁文某违诺减持;2021年11月18日减持终了日,交易均价为39.18元/股;2022年7月27日(限售期满日),交易均价为37.64元/股。

2021年7月28日至2021年11月 18日期间,丁文某累计减持3065200股,减持所得金额75744958元,均价24.71元/股;其中合规减持即本来就能减持的股票为945000股,所得金额24323870元,均价25.74元/股;超过合规比例之外的减持股票数量为2120200股,所得金额51421088元,均价24.25元/股。

一审法院认为丁文某应该在公司公告指出其违诺减持之日(2021年9月18日)起,按照此前10个交易日内回购的承诺,不迟于第10个交易日(2021年10月12日)的交易均价为基准,计算出其所得收益为6926365.51元〔(超比例减持年度所得股票额75744958元÷卖出股数3065200股―2021年10月12日成交额91840000元÷2021年 10月 12日成交量4282700股)×超比例股数2120200股〕归公司所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未将丁文某合规减持的股票数量和所得款予以剔除,所以按照违规减持所得51421088元减去回购义务产生日(2021年10月12日)丁文菁应付回购价款45457088元(该日股票成交均价21.44元/股×违规减持股数2120200股)计算,酌定违反限售承诺的收益为596.4万元。根据限售承诺,其应向公司返还该笔收益。

第三种情况是违规减持价格和后续股价持平。法院认为,此种情况下可以参考违规减持价款的资金占用费确定违规减持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算法的逻辑并非完全一致。第一种股价下跌的情况指向股东“偷跑”的违法收益,相对容易理解。

第二种股价上涨的情况中,违规违诺减持股东并无明显法定的回购义务。如果不曾承诺回购,就不能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如果说同样是违规违诺减持,有承诺回购的股东有违法收益,未承诺回购的股东无违法收益,这似乎也不通。

而且,股东承诺不减持和回购在前,减持行为发生在后,承诺甚至减持时当然无法预判未来股价。如果在股价上涨情形中原告和法官拿回购说事,那么在下跌情形中,做过回购承诺的股东是否也能主张按照“回购义务产生之日应付出的回购成本”计算呢?

甚至,如果股东在股价下跌后的确回购了股票、补足了原来的持股量并承诺继续锁定,难道就不能“洗白”了吗?比如,股东在股价10元时减持,限售期满时的股价为8元,违规减持收益是2元。后来又于限售期满或未满时的9元价位时回购补足数量,能否主张实际违法收益最多是1元?

第三种股价持平的情形其实和股价上涨的情形一样,未必不能说违规违诺减持并未产生对股价的不当压力。就算这是违法行为,也不一定有重大性作用力和对他人的实际损害。

坦率地说,本人不太理解“违规减持价款的资金占用费”标准。新老股东都是用自有资金买股票,没有占用公司资金。违规违诺减持所得的股价款也不是来自公司,而是来自其他投资者即接手这些股票的买主。如果没有这笔减持,那笔资金当然还在其他投资者手里。但现在有了减持交易,原股东卖股得钱,就算提前占用了新股东的资金吗?

的确,股价不涨不跌,新股东买了个寂寞,这笔投资不算很成功。但说违规减持的股东占用了新股东的资金,这算是一种有新意的说法。一分钱没出过的公司去收取这笔“资金占用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好在证券公开市场交易是匿名化的,没人知道违规违诺减持股东的接盘侠是谁。如果违规违诺减持是通过大宗交易之类给特定人的,该新股东回头起诉公司要求拿那笔“资金占用费”,法官又该如何回应?

更宏观的一个问题是:法律规则应当有一致性的逻辑,而上述三种计算方法的逻辑有待统一。为什么股价持平才考虑资金占用费,股价下跌或上涨就不考虑了?为什么股价上涨和持平时不考虑回购义务标准?

三种情况三种算法,给人一种未必正确的感觉,似乎就是为了寻找收益而寻找收益,总之一定要找出某种收益以便判令赔偿,而不是依据一种客观平实的计算方法,不带预判地去计算有没有收益、有没有损害。这个思路一旦打开,违诺不增持的案例也会变得更复杂。

增减持赔偿责任应有合理限制

近年来,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张,法院对于在各种新型案例情形下确立首案也颇有积极性。但无论如何,审判都应当遵守法理法律,并注意利益的平衡。

法院接受新型案件,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纠纷。但案情是特定化的,法律是中立的,并非每一个场景的首案都必须给出有责结论,才是值得一提的首案。依法指出特定情形下无责,同样是一个有益的首案。法院必须依照法律判案。如果法律本身规定得不够周全,哪怕存在漏洞,法院也不一定要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去在个案中“惩治坏人”。否则,以后遇到近似案例时,就不一定能自圆其说。

违诺不增持或减持是近年才出现的边缘性、新型证券违法案型,其危害程度未必比得上财务造假等传统硬核的虚假陈述情形,对此应慎重处理。

首先,应当合理看待具体增减持行为的作用力。违背承诺自然是不对的,违背承诺的行为者一般也会承担来自监管者的行政责任,并非可以轻松避责。但民事侵权责任依法需要以因果关系、过错等因素为基础,也应当考察相关行为本身有无重大性。

中国的虚假陈述赔偿制度本身适用了大量推定,如推定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决策造成了影响,推定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故而在适用时应当有合理限制。小股东(如持股1%以下者)违背诺言不增持或减持的行为,或者相对于公司市值案涉金额不大的行为,或者承诺未完成比例较低(如低于10%)的承诺,本身对市场交易和其他投资者决策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如破产、失业等)而非因主观过错而不能履行承诺的,也可予以免责。

其次,对于违反承诺案件,应当优先允许当事人以继续履行承诺的方式来纠正行为的影响。财务造假之类的传统虚假陈述做出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改口来完全消除影响。但增持减持和其他很多类型的承诺未必不能通过补充履行、矫正履行(如回购),特别是及时实施此类履行来弥补,此时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再追究赔偿责任,除非投资者能起诉证明延迟履行承诺本身造成了一部分独立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事实上,违规违诺不增持或减持的行为本身存在着实际作用力,对股价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传统虚假陈述。比如对于虚报利润,可以推定后来的股价下跌源于此等不实信息被揭露的作用力。但说增持却又不增持,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无资金托举,而不能全部怪罪于此前陈述的信息不实。

证券价格说到底是取决于其价值基本面,不能只靠内部股东的托举。如果基本面不行,仅靠内部股东增持或不减持,反而会制造虚假繁荣和未来股价进一步崩盘的风险。只是由于我国的董监高和内部股东股份限售制度异常严格,独冠全球,所以内部股东的增减持仿佛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基础性制度”。此中的法律问题辨析较为复杂,限于篇幅,暂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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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二季度偿付能力显分化:半数环比提升 渤海财险、安华农险等8家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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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9月14日讯(记者 夏淑媛) 截至9月14日,共有85家财产险公司在保险业协会网站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这些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承担情况也随之浮出水面。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财联社记者统计,在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2家财产险公司环比有所提升;41家环比出现下滑;2家保持不变。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来看,43家环比提升;2家保持不变;40家环比下降。就整体趋势而言,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85家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化明显,8家险企偿付能力不达标。其中,珠峰财险、前海财险、都邦财险、安华农险、富德财险、渤海财险、华安财险风险综合评级均为C类,安心财险为D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安永(中国)保险投资精算与风险管理团队总监余诚介绍,偿付能力充足率由实际资本除以最低资本得到,而资产负债管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和最低资本。良好的资本结构要求股东投入资本和公司所赚资本是实际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外源性资本占比过高,或者公司所赚资本很小甚至为负,都视为资本结构不健康。在财产险行业中,大型公司盈利能力较强,资本质量整体健康;中小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资本质量参差不齐。与人身险公司不同的是,财产险公司一般没有未来盈余,未分配利润是公司所赚资本中的主要正向贡献。 二季度末40家财产险公司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环比下滑 2023年9月,《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的发布进一步优化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实施差异化调节最低资本要求以及优化资本计量标准和风险因子,一定程度缓解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压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财产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依次为237.9%、210.2%,环比分别提升3.8个百分点、3.9百分点。 其中,在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2家财产险公司环比有所提升;41家环比出现下滑;2家保持不变。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3家环比提升;2家保持不变;40家环比下降。 从整体趋势来看,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85家财产险公司,其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化明显。 据财联社记者统计,18家险企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超过500%。其中,开业不久的比亚迪财险、融通财险及渔业互助,其偿付能力充足率依次位列财产险公司前三。 业内人士表示,新成立的公司由于业务规模较小,其偿付能力充足、风险状况良好,但是随着业务的开拓,这些公司的偿付能力也会下降,逐渐趋于常规值。 数据显示,与一季度末相比,比亚迪财险二季度末的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环比下滑超过2000个百分点。 此外,包括融通财险在内,广东能源自保、中铁自保、中石油专属自保、中远海运自保、鼎和财险等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其背靠能源类或交通运输类央国企股东业务资源,盈利能力出色,偿付能力也较为充足。 上述“富二代”险企之外,以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产险、大地财险为代表,这些规模优势明显、市场地位稳固的公司,其偿付能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波动幅度较小。 此外,上半年分别有锦泰财险、长江财险等通过增资成功“补血”偿付能力。其中锦泰财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从一季度末285%大幅提升528个百分点至813%;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68%上升为797%。 值得注意的是,在41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以及40家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环比下降的公司中,整体以中小型财险公司居多。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财险市场集中度偏高,而且市场格局基本固化,大公司在资本、品牌、数据、渠道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除少数强股东背景和专业公司外,其余中小公司有限的保费规模很难对固定成本进行分摊,大多呈微利或亏损状态,转型压力较大。 渤海财险、安华农险、都邦财险等8家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 按监管规定,偿付能力达标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二是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三是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截止9月14日,在85家披露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财产险公司中,有8家险企偿付能力不达标。 具体来看,珠峰财险、前海财险、都邦财险、安华农险、富德财险、渤海财险、华安财险风险综合评级均为C类。不过,这7家险企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在监管“红线”以上。 在8家财险公司中,仅有安心财险一家风险综合评级为D类。同时,其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均为-884.85%,三项指标均踩“红线”。 据悉,自2020年第四季度起,安心财险的偿付能力开始出现不达标的情况,至今已连续13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D类,连续14个季度偿付能力为负值。当前,公司已被责令暂停车险新业务,短期健康险也已无法经营。 前海财险的风险问题也较为突...
理想汽车开始全力“卷”安全

理想汽车开始全力“卷”安全

(原标题:理想汽车开始全力“卷”安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中保研C-IASI发布实行2023版新规程后的首批车辆测试成绩的显示,理想MEGA和理想L6都取得了G+/G+/G+/A的成绩,理想汽车成为业内唯一全系通过中保研最高安全评级认证的品牌。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9月13日,理想汽车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台车是不是最安全,中保研C-IASI的碰撞测试是第一块试金石,尤其是更严苛的2023版规程。在今年开始实行的新规程中,新增了一项“G+”的评级,也就是“优秀+”。而相应在测试标准上,新规比上一版规程更难、更严苛。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以车内乘员安全指数为例,想要获得G+评价,首先必须在常规的6项车内乘员保护细分测试中全部获得“优秀G”,同时2项附加测试项也需达到优秀G,2项审核测试项必须“通过”;即需要以学霸级的成绩,十门功课,每门都要“优秀”或“通过”,才可以获此殊荣。类似的,车外行人指数、车辆辅助安全指数也新增了“附加题”,只有在这些附加题里也表现优秀,才能拿到G+。”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说。 据了解,除了新增G+和附加项,2023版规程还把原先的一些选做项目列为了新的必做项目,比如副驾侧的25%小偏置碰撞。根据实际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在高速偏置碰撞中,右侧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比例高于左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遇到危险情况时,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打方向去躲避,这时候遭受直接撞击的往往是车辆的副驾侧。但直到今天,只有很少的车型可以做到主副驾都平权,拥有同样高的安全规格。 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表示,在2020年理想开发L9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决定主副驾都要做小偏置碰撞。由于车辆前舱的结构布置并非完全对称,所以无法将主驾驶侧碰撞结果进行复制,例如在乘员侧需要保留拖车钩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防撞梁的受力结构,所以乘员侧的安全结构与主驾驶侧结构并不相同。 据了解,当时理想L9的研发负责人汤靖也在犹豫是否要增加副驾侧的小偏置碰撞开发。于是,汤靖就去征询CEO李想的意见,没想到李想根本不关心增加多少成本,而是直接甩出一句“你是不是和老婆有矛盾?你是有多恨你老婆?”因为副驾侧,往往就是用户家庭中最亲密的伴侣乘坐的位置。 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表示,从开发理想L9开始,副驾侧小偏置碰撞安全就成了理想所有车型的标配。5年之后,在2023新版中保研碰撞测试中,该项目也成为了必测项目。在副驾小偏置碰撞项目上,理想汽车领先了行业近5年。 目前,国内行业公开开发的测试场景总数有50多个,而理想汽车企业标准工况却拥有90多项整车级的碰撞测试场景,超出行业标准近一倍。 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表示,以侧面柱碰为例,理想不仅考虑了行业里通常都会测试的前排侧柱碰工况,还把工况扩展到了整个车身侧面。因为坐在二排、三排往往是用户家里的老人、孩子,他们在车里的情况也必须一并考虑到。 “做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汽车的三排就像住宅的三居室,用户去买房的时候,如果开发商跟用户说,这个户型的主卧抗地震是8级,但次卧抗震是6级,那用户肯定不能接受,也会对企业失去信任。理想汽车多出的测试项目并不是在堆砌,而是多在了对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保护上,每一个座位上的乘员都被考虑到。”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说。 据了解,在理想MEGA开发之初,车辆的A柱采用了垂直的设计,从碰撞安全和常规行人保护测试的角度来看,垂直A柱的设计并没有问题,符合理想汽车各项严苛的企业标准。但在样车开启道路测试后,工程师发现一个问题:垂直的A柱与车外站着的行人是同一个角度,在驾驶员视线里,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盲区。特别是小个子、身高1米5以下的孩子,被竖直A柱遮挡的概率会更高。 理想汽车相关人士表示,虽然行业没有任何和驾驶员视野相关的法规,但理想汽车不接受这种安全风险,决定更改为倾斜的A柱设计,将A柱与人的站立角度错开,即使是小个子行人,也不容易在驾驶员的视线被遮挡。设计变更后,两侧的三角窗也变得更大,让驾驶者的整体视野也得到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A柱是白车身的关键部位,也是大量碰撞工况的关键传力路径,其设计变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确保碰撞安全的指标不受影响,理想的开发团队将之前已经完成的所有测试工况都重新再做一遍,最终这项改动的成本达到了七千万元,但在理想上下,都认为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出海弄潮儿|企业“出海” 金融“护航”

出海弄潮儿|企业“出海” 金融“护航”

全球化浪潮奔涌向前,中资企业踏浪前行。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4年1-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1%,达980.8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35.5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奔赴全球化的征程中,离不开金融机构强有力的支撑。今年7月,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励银行机构丰富完善信贷产品服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给予更多支持。支持保险机构优化承保理赔条件,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深化合作,积极发展保单融资。推动商业性保险机构聚焦进出口重点环节,完善保险和理赔服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年来,金融机构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紧跟企业跨境金融服务需求,积极调整和优化海外机构及业务布局,持续开拓创新,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以高质量金融供给全力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 深耕跨境金融,提供全方位服务 随着国内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顺应市场环境与业务发展需求共同催动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在中国企业加快“出海”步伐的过程中,银行业充分发挥自身跨境业务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为企业提供便利、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全球化发展。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3年6月末,中资银行在7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95家一级机构,中资保险机构在1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4家分支机构,为“走出去”中资企业和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优质金融服务。 面对“出海”中国企业日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已有诸多国内银行依托于自身的国际化布局,致力于打造创建跨境金融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品牌方案,为“出海”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公开信息显示,招商银行创新打造“中资企业全球化经营”特色品牌,围绕企业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并购、海外实体经营三大场景,提供投资目的国风险防范、全球资金管理、汇率风险管理、投融资等多元化综合服务。 平安银行深耕跨境金融三十余年,秉承“专业创造价值”的理念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全方位集成在岸、离岸、FT、NRA、海外分行五大跨境金融账户服务体系优势,以及跨境投融资、跨境贸易金融、跨境支付结算、跨境资金管理等四大产品体系,一直以来致力于为中资企业全球化经营提供跟随式的跨境金融服务。 聚焦贸易融资、跨境结算等关键业务,通过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整合平台资源、创新产品服务等方式,银行业助力国内企业“出海远航”,推动产业链高效联通。 从厦门国际银行了解到,该行创新打造的华侨金融数智服务平台-“跨境e站通”,涵盖“汇e通”“金e通”“融e通”“跨e通”四大产品矩阵,开辟全新的“国际业务专属频道”,支持企业在线办理各类跨境业务,构建本外币跨境结算以及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生态场景。截至2024年6月末,该平台累计业务发生额已突破500亿元,已为超过1000家企业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支持,助力企业节省各项成本超过5000万元。 而在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的背景下,外资金融机构也在国内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期发布的《在华外资银行发展报告2023-2024》中指出,服务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方面,在华外资银行致力于不断提升分支机构在中国本地市场的竞争力,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工商金融总监马健介绍,汇丰的服务网络遍及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全球90%的贸易和资本流。作为连接东西的“金融桥梁”,汇丰一直以来积极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 目前,面对金融服务需求日渐多元化,渴望获得高效、稳定,并且能覆盖不同发展周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出海”企业,汇丰银行也构建出了一套精准匹配的业务流程。 “配合企业在各个阶段的不同需求,我们为中资企业提供从贸易融资、资金管理、外汇管理到并购以及债务资本市场服务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马健举例称:“我们通过保函、供应链融资、信用证和应收账款融资等产品协助企业获得营运资金,在企业出海初期协助他们安排资本金注入,为有并购需求的企业提供并购贷款等。”  他同时介绍,在汇丰“全球客户经理”制度下,汇丰为每个中资企业配备了“全球客户经理”,并在全球26个市场设立了“中资企业海外服务部”,协助“出海”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国内企业“出海”热度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马健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量质齐升,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