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黄河万里下金城丨从长安到敦煌（10）
（原标题：甘肃省博物馆：黄河万里下金城丨从长安到敦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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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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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可知，司马迁如何写出“通古今之变”的不朽名篇《史记》？据他自己说，年少时遍游大江南北，调查古代遗迹和传说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实地考察，才能有对历史洞彻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西北考察之行。虽非司马迁式的周游历览，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车穿过沙漠，坐飞机翻越雪山，漫步于汉代长城下，到访西安、宝鸡、兰州、敦煌、武威这五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寻觅伟大的历史遗迹，在周秦汉唐的漫长时空里看见文明。“西北行记”系列是记录，也是一次邀请，欢迎诸君携诗酒书剑，随我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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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21日，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到达了兰州。此前，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使这位北洋政府的矿业顾问在考古学界声名鹊起。他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安诺彩陶、乌克兰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成为“中国文化西源说”的鼓吹者。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假说，安特生前往甘肃这个中亚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开展考察，此行得到了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支持、瑞典科学研究会的资助，是一项国际合作性质的考古调查。兰州最早的名字叫“金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在西北的重要枢纽。在安特生眼中，兰州的重要性不止于此，这一带有“极肥沃之河谷”，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中国文明应当和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一样，在大河流域的滋养下诞生出最早的文明。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不过，安特生的考古活动并不规范，更多地出于“挖宝”心理，只是向古董商、村民求购彩陶，因此激起了严重的乱掘之风。他将甘肃彩陶文化发展顺序依次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并武断地认为甘肃是彩陶文化从西传来的中转站，也是“中国孕育文明之所”，这些结论中的错误要等到数十年后才由我国考古学家纠正。
沙井文化三角网纹竖线纹彩陶罐
今天，我们知道在史前世界彩陶的兴起并非一元，而是许多地区新石器文化都曾出现过的一个阶段文化现象。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文化，那时的陶器仍然采取分层贴塑泥片的原始制作方法，彩绘图案比较简单；距今约7000～5000年甘肃地区进入了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图案以鱼、鸟、花瓣为主题；距今约5000～4000年，中原地区的彩陶已趋衰落，唯独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一枝独秀，甘肃彩陶迎来鼎盛期，数量和工艺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漩涡纹、网纹、神人纹等纹样；此后又历经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阶段，甘肃彩陶经历了五千多年的漫长发展，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甘肃彩陶文化分布图（摘自朗树德、贾建威《彩陶》）
当甘肃地区的各式彩陶争奇斗艳之时，黄河中下游的各区系文明同样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以棺椁葬具构建起原初的礼制，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的先民们正在修筑华夏大地上最早的城墙防御体系。当我们说起“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脑子里想的通常都是以晋南、洛阳盆地、关中平原为核心的区域，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发源于此。但事实上，黄河更像是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串联起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汇、激荡、熔铸，把多元的文化因素锻炼成一个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这趟旅程我见过了周代礼乐文明的雍容，汉朝凿空西域的雄心，大唐兼收并蓄的胸襟，最后一站却是在兰州（古称金城）的甘肃博物馆里，溯源黄河上游的文明曙光――甘肃彩陶文化。在文明的河流中乘舟而下，沿途见识白草坡西周墓、礼县大堡子山秦国遗址、隋唐丝绸之路等风景，直到重返现代社会。
甘肃彩陶文化：大河上的浪花
乘坐高铁从宝鸡前往兰州，会经过渭河谷地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秦安，但它在考古界却有很重要的地位。1958年，考古学家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遗址，后来的发掘工作揭开了这座遗址神秘的面纱，发现了许多项“中国第一”的考古成果，如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距今约7000年）、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的最早的彩绘刻画符号（距今约8000年）、最早的宫殿式建筑（距今约5000年）等等。这里同样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的诞生地。
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刻画符号陶片
大地湾遗址最早的第一期遗存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与稍后的仰韶文化不同，这时期的彩陶制作技艺仍然十分原始。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重要发明，它使得先民们能够用随处可见的泥土制作储物陶罐、炊煮用具，摆脱了缺乏储藏工具的困境。从最早的手工捏制，到泥条盘筑法，再到轮制法，陶器制作技艺经历了哪些发展？根据俞伟超等考古学家的研究，大地湾文化陶器使用的制作方法是“泥片贴筑法”，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制陶术，很接近陶器发生阶段的最初技术。人们预先做好若干泥片，然后在鹅卵石一类的简单模具表面逐层粘接，最后再用火烤干，便得到了坚固耐用的陶器。
宽带纹三足圜底彩陶钵
陶器本是极易损坏的日用品，当古代先民为那黄色的陶土敷上色彩时，它便生化为了一件反映原始美学观念的艺术品。大地湾文化彩陶通常是圜底钵或三足钵，在口沿内外绘上红色彩带。专门研究彩陶文化的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形容说，“这条红色带纹宛若一抹朝霞，为人们带来了美的愉悦。”在甘肃省博的彩陶展厅，我见到了一件珍贵的宽带纹三足圜底彩陶钵，大小略同于今天普通人家餐桌上的瓷碗，腹底暗淡的灰色，与钵身浓烈深沉的红彩形成鲜明对照，三只袖珍的器足仿佛树根一般，从“大地湾”这个名字代表的肥沃土地上汲取生命力，渐渐开出灿烂的文明花朵。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大地湾遗址二期至四期属于仰韶文化，此时得益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古代聚落迎来了鼎盛时期，彩陶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正是出土自距今6000～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大地湾遗址中。瓶身细长，绘满仰韶文化常见的弧三角构叶豆荚纹饰，如同来自远古的眼睛与观众隔着时空对望。瓶口部分被塑造成一个少女的头像，她留着齐额短发，鼻梁挺拔，嘴唇微张，似乎在喃喃低语。这位“六千年前的‘齐刘海’少女”身份神秘，有人推测天水秦安是传说中的女娲故里，彩陶瓶上的少女或许是女娲的形象代表。
我屏息凝神凝视着那张永恒定格的陶土面容，那一刻，仿佛越过七千年迷蒙的烟尘，触摸到了史前匠人那双因劳作而磨砺的温暖之手。他心中涌动着怎样的信仰，竟不满足于绘制漩涡、编织菱纹？他为何要用泥浆在瓶腹之上塑就这张人面？是呼告先祖庇护，是崇拜图腾力量的膜拜？仰或只是于劳作闲暇之时，以粘土为纸，描摹身边那朴实乡邻的面孔？这悬置千载的无声诘问，如轻烟缭绕于展柜幽光之中。我恍然惊觉：当黄河中下游正用棺椁筑建起人间礼序，陇原先民早已开始思索这更为宏大而精微的命题：我是谁？何所从来？
仰韶文化斗犬纹彩陶罐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一种重要文化，当时的人们生计以农业为主，但渔猎采集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每天面对森林、河流，观察花叶树枝、飞禽走兽的形态，仰韶文化先民用黑、红两种色彩，将鱼、娃、犬、花等自然界的动植物形象融入彩陶艺术，创造了一件件兼具信仰内涵与自然意趣的精美作品。当我的目光再次徘徊，它轻轻落在一个名字颇为亲切可爱的展品上：“陶二妮”。
鲵鱼纹彩陶瓶
这件文物学名叫“鲵鱼纹彩陶瓶”，1958年出土自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岭下类型，距今已有5000多年。器形是细长颈、折肩、深腹、平底，腹部两侧有耳，方便系绳携带。鲵鱼又叫“娃娃鱼”，是一种头部宽扁、有四肢和尾鳍的两栖动物，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仰韶文化的石岭下类型十分流行在彩陶瓶上画鲵鱼纹。早期的鲵鱼纹非常写实，鲵鱼的身子和尾呈三个折曲，头上有节枝状的鳃，后来这种纹饰逐渐几何化，鱼身简化成弯月形。这件鲵鱼纹彩陶瓶用墨笔在红色瓶身上生动描绘了一只鲵鱼的图案，它的躯干用网格纹饰填实，头部酷似人脸。据专家考证，这种人格化的鲵鱼纹，很可能是某个氏族的图腾纹样，甚至不排除是对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的抽象表达。在那首尾相连的神秘动物身上，某种原始生命的韵律在旋转流淌、奔腾不止。
猪面纹细颈彩陶壶
“陶二妮”这个名字极富地域特色，拉近了观众与远古文物的心理距离，它其实是甘肃省博在2022年举行的一场网络取名征集活动的成果。彩陶展厅的另一件“网红文物”同样也拥有它专属的网络小名：二师兄花脸壶。只要看一眼这件猪面纹细颈彩陶壶，就会明白这个名字的传神之处。在葫芦形器物的腹部，古人用黑彩描绘了两只相连的猪面，二者共用一对眼睛。从正面看去，分明就是一只正在翘鼻子、翻白眼的小猪，活泼可爱，妙趣横生。
有人曾将这种两个动物相连的表现形式与甘肃民间艺术中的“双关”装饰手法类比，但是熟悉商周青铜器纹饰的读者不难想到，这其实与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是一脉相承的。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详细讨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这种纹饰主体是动物脸面的形状，而且以左右对称、共同形成一个完整兽面为特色。陶壶上简约的“二师兄花脸”，代表着先祖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最终启发了青铜器铸造者对饕餮纹的刻画。
当文明经历了它最初的童真年代，人们便不再止步于在艺术中表现动物、植物和人的形象，转而开始追求一些更为抽象的概念。甘肃彩陶的鼎盛阶段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时期，盛行用黑红两种色彩表现连弧纹、倒三角纹、水波纹、漩涡纹等几何图案。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通常居住在临水的台地上，水波纹和漩涡纹既是他们日常生活所见的图象表达，又彰显了对自然世界的深沉哲思。
漩涡纹尖底瓶
甘肃陇西县吕家坪出土的一件漩涡纹尖底瓶，表面用黑彩细腻摹绘了彼此相连的三个漩涡，每个漩涡中心用黑色墨点填充，颇具奇幻色彩。这些纹饰究竟是当时先民对翻卷河水的描绘，还是模拟在天空中轮转的太阳，抑或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鸟纹的进一步抽象化，我们无从得知。旁边一件旋纹带流彩陶罐，表面有黑红两色交织的涡流，上下平行的直线，则像是厚重安详的黄土河岸。
步出幽邃的彩陶展厅，我忍不住回望。在陈列柜的玻璃隔层上，偶然瞥见自己的身影与千年人面瓶的暗影交叠浮现，仿佛远古的匠人和现代的访客停驻相望，相互辨认着来自同一条母河的印记。而站在这浩瀚河流的源头回首凝思，才最终彻悟：陇原大地就是中国彩陶真正的摇篮之地与灵魂家园，安特生苦苦追寻的西风带来的种子，实则是东方厚土自身无声而炽热的胎动。
周与秦：面向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
周武王即位后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昧爽，周和八百诸侯的盟军抵达商王都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左手拄着金黄的斧钺，右手拿着白牦牛尾装饰的旗帜指挥大军，向他们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演讲，这就是《尚书・牧誓》的来历。在《牧誓》的记录中，武王的演讲以慰劳开始：“逖矣，西土之人！”（“多么遥远啊，我们这些从西方来伐纣的人！”）所谓的“西土之人”，包含了周国和许多友邦的士兵，他们在击败纣王、灭亡商朝以后，据说是“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卸甲归田，安然回到了故乡。除了周人，其他哪些西土之民后来都怎么样了？历史几乎没有记载，所幸考古新发现给了我们一探究竟的机会。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地处泾河流域的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大量西周墓葬，其中，甘肃省博物馆在1967、1972年发掘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最引人关注。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7座属于中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青铜器、陶瓷器、玉石蚌贝、甲骨器等各类文物1354件（套）。M1出土了铜尊、铜卣、人头形戟等大量青铜礼器、兵器，专家从器物造型和花纹判断，该墓的年代在西周康王（周朝第三位王，约公元前1036～前996年）时期。
部分铜器上有一段不长的铭文，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泾伯作宝尊彝”，说明墓主人是泾伯。另一座M2同样随葬了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其中有8件的铭文出现了“伯”的名字。墓中随葬有多件带有不同族氏铭文加日名（商代青铜器的传统）的青铜器，葬俗也不合乎中原礼制，还出土了不少青铜铃首刀等带有北草原文化色彩的器物，因此有学者指出，泾伯和伯应当都是被西周王朝派到西北边疆驻防的军事贵族。白草坡墓地所处的泾河上游紧邻猃狁等戎族活跃的区域，对拱卫周王畿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伯铜方鼎
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白草坡青铜器中，两件成对的铜方鼎彰显了器主伯的尊贵身份。方鼎四面饰有突起的扉棱，正面花纹是狰狞的饕餮纹，两边还有纤细优雅的凤鸟纹，内壁铸有铭文“伯作宝尊彝”，是典型的西周重器作风。
父辛铜��
旁边一件青铜�杏胫�同出一墓，带有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口沿上立着双柱，牛首形�（pàn，器物上备手把握的部分）下的外壁铸有族徽和日名“羊羊父辛”，或许正是早年参加灭商战争掳获的战利品。
人头形青铜器戟
泾伯墓中出土人头形青铜器戟是甘肃省博最受欢迎的文物之一，在2022年举行的网络取名征集活动中被网友命名为“给我一个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件青铜戟顶部的銎（qióng，用于安柄的孔）造型非常特殊，被塑造成一个浓眉深目、披发纹面的男子头像，很可能表现的是猃狁战俘的形象。这名男子双唇微启，表情好似正作亲吻状，所以收获了“给我一个吻”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网名。这件人头形青铜器戟，正是周代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民族冲突与互动的历史见证。
人头形青铜器戟局部（图源：甘肃省博物馆）
前几天在宝鸡，我见识了秦都雍城的恢宏壮丽，而在从周初被迫迁徙到西周灭亡的漫长时间里，秦人一直是僻处西戎、为周王朝戍边的弱小部族。直到犬戎杀周幽王，秦襄公率军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秦才正式被封为诸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周平王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酬劳，只能许下空头支票：“戎狄无道，侵夺了本是周朝京畿的岐、丰之地，秦国要是能赶走戎人，就将岐山以西之地作为你们的封地。”从此，历代秦公西攘戎狄，东出关中平原，逐渐融入了华夏文化圈，甚至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周文化的正统，最终一统天下。
史籍记载，秦本居西犬丘，位于今天的甘肃省礼县，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大堡子山遗址，发现数座春秋时期的秦公大墓。作为在秦国早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主，秦襄公死后“葬西垂”，大堡子山遗址便是秦国早期都城西垂（西犬丘）的所在地。大堡子山城址是一个依山而建、由夯土城墙环绕的坚固城池，经过科学发掘的2座秦公大墓位于城内北部，编号为M3的墓应该就是一代明君秦襄公之墓，附近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和祭祀遗迹，整个遗址年代属于春秋早中期。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分布图（摘自李峰《礼县出土秦国早期铜器及祭祀遗址论纲》）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早年遭到严重盗掘，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许多珍贵的文物流散海内外。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件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是属于某位秦国国君的重器，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当即花重金买了回来。青铜鼎年代属春秋早期，兽首蹄足，腹饰窃曲纹，立耳外侧作鳞纹，内壁铸铭文“秦公作铸用鼎”6字，记秦公作此器自用。列鼎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秦国接受了周代用鼎制度，正在走上学习礼乐文明的进程。
秦公鼎（上海博物馆藏）
秦国先祖非子在犬丘放牧，因善于养马受到周孝王的赏识，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秦人早年与戎狄杂处的历史，使他们的文化面貌与草原文明产生了密不可分得了联系。2015年，另一批因盗掘而流失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出土文物回归祖国，在中法两国政府的积极沟通协调下，法国吉美博物馆将新购的得的32件金箔无偿归还给中国。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金箔
青铜时代，北方草原文化的金银器工艺独具特色，“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由于流动性极强，草原民族和中原各诸侯国之间发展出了成熟的贸易网络，秦、晋等与戎为邻的西部诸侯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法国归还的这些金箔很可能原为车马饰件，鸱鸟形、羽瓣形、云纹金饰片，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历经数千年黄土尘埋，依旧熠熠生辉，展现了秦国公室的富有和强大实力，也反映了嬴秦与戎人友好交流、积极学习草原文化金银器技艺的历史进程。
隋唐丝绸之路：万里通西域
在黄河的涛声里溯洄时光，从彩陶文化的晨曦初绽，经周秦先祖的礼乐金戈，至旌帜猎猎的汉家阳关，这趟溯源华夏根脉的文明航程终于驶入了那最令人心驰神荡的盛唐气象。在“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中，我们与隋唐时代最璀璨的遗珍相遇：大云寺舍利石函静默述说着佛教东传的庄严脉搏，吐蕃马具金饰折射出高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激烈碰撞与微妙交融，而那光华流转的东罗马鎏金银盘，更如一面跨越欧亚的宝镜，映照出“无数铃声遥过碛”的丝路繁华。此刻，历史的镜头骤然聚焦，这里珍存的并非仅是隋唐人眼中的西域珍玩，更承载着西域驼铃的悠扬回响，以及一个伟大帝国向世界敞开的无尽胸襟与远方想象。踏入此间，便是叩响了那座沟通东西、联结古今的黄金之门。
唐胡人牵驼三彩俑
昨天寻访的武威大云寺得名于女皇武则天的一道圣旨，见证了隋唐时期佛教在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的历史，而泾川唐代大云寺遗址塔基地宫出土的五重舍利石函，更为武则天敕建大云寺这一重要事件提供了直接史料，是隋唐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实物证据。石函以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雕刻而成，方形覆斗顶，上刻隶书“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四壁阴刻千余字的《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纪年为“延载元年”（694年）。
大云寺舍利石函
这一年是武则天称帝后的第四年，武周大败吐蕃与西突厥联军，国力空前强盛。武则天接受“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并下令铸造象征国际朝贡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铜纪功柱）。远在西北的泾州官民同样感受到了“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日拱辰居，川潮海纳”的昌盛国运，因为他们竟在打开一座古塔的地宫时，发现了十四粒佛祖舍利！信众们虔诚礼拜过后，用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将装有舍利的玻璃宝瓶重新封盛，选择吉日将之重新埋入新造的舍利塔下，希望它“灵彩昭昭，历遐劫而常现”。
大云寺舍利金棺
展柜中的石函静默无言，周身环绕的缠枝西番莲纹暗示着里面所藏珍宝的光彩夺目。据说1964年秋收时节，泾川县水泉寺大队的村民正在劳作，无意间挖出一个洞口，便上报给县文化馆。经过勘察发掘，发现此处是一座舍利塔的塔基，人们在洞内挖出一个刻有花纹和铭文的石函。原来明朝初年，一场洪水覆没泾州古城，唐代大云寺也被冲得荡然无存。“历遐劫而常现”，果然如千年之前的唐朝人所祝愿的那样，佛祖舍利历经劫难，终于重现人间。五层舍利石函本身是佛教舍利瘗埋制度中土化的重要物证，上面所刻铭文又是研究武则天敕建大云寺这一历史事件的宝贵资料，具有划时代的考古价值。
大云寺舍利铜函
好景不长，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曾屡次败于唐军之手的吐蕃趁机侵占河西走廊，鼎盛时期甚至短暂攻占了唐朝首都长安。吐蕃的统治给河西地区的文化面貌带来了深刻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甘肃省博珍藏的一批金器。在当时，吐蕃因其所处地域的便利和其政权的强势，广泛吸收了唐朝、粟特、波斯等中原和西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金银器制作技艺。《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地“多金银铜锡”，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吐蕃的金银器极为发达，制作精美，甚至曾作为贡品进入唐朝宫廷。如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征讨高句丽归国，吐蕃就曾遣使来贺，并奉献金鹅，“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
吐蕃时期的兽纹金蹀躞带
作为古代服饰制度的重要部分，隋唐时期流行一种用玉、金、银等材质雕成的蹀躞带（dié xiè)，配合官服使用，最高级的一至三品官员用金玉带�，有十三枚带板，以下各级官员依次用较差的材质和递减数目的带板。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一组兽纹金蹀躞带共有13枚，依唐制属于最高级别。由于是征集所得，并非科学发掘出土，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其主人的身份。在小小的方形带板上，吐蕃工匠錾刻出一只牛角兽面的怪物，周围环以三叶草纹，风格豪迈雄健，不拘一格。蹀躞带最初就是游牧民族的实用服饰，上有带扣方便悬挂各类随身物件。在各种壁画和金饰纹样中，常常能见到吐蕃人的腰间系着蹀躞带，这正是他们放牧游猎生活的真实写照。
吐蕃时期的花卉纹金杏叶
旁边一件花卉纹金杏叶同样是吐蕃风俗的见证，杏叶是一种用于马身装饰的马具，因其通常作水滴状、形似杏叶而得名。这件花卉纹金杏叶雍容华贵，表面原本镶嵌了各种宝石，现在大多已经脱落，只剩最下面一组，六颗较小的绿色宝石环绕中间一颗较大的红宝石，外面再环绕卷草纹，恰似花团锦簇，巧夺天工。
杏叶使用示意图（甘肃省博物馆展板）
拂�H国，是唐代史籍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长安与拂�H之间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6年），一位名叫杜环的文人随军出征大食（阿拉伯帝国），不幸被俘，随后游历了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历经十余年，最终搭乘商船回到了祖国。他将旅途见闻写成一部《经行记》，其中就记录了拂�H国的风俗，如“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
东罗马鎏金银盘
作为甘肃省博的镇馆之宝之一，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发现的东罗马鎏金银盘可以映证杜环的见闻，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盘内浮雕呈同心圆状，银质鎏金，中心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倚豹形象，外圈饰十二神头像与葡萄卷草纹，16组葡萄藤与常春藤相互勾连，恰似心形，藤蔓间点缀以各种小动物，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东罗马鎏金银盘局部
结束了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参观，离我们的航班起飞时间还有数小时。我拉上江流夜，赶到中山桥下的黄河码头，准备体验此行的最后一项活动：在黄河上坐羊皮筏子漂流，亲身感受黄河的波涛。
兰州中山桥下的黄河码头
可惜由于赶时间心里着急，误解了售票员的介绍，我们稀里糊涂坐上了一艘黄河快艇。小小的快船顺着河水而下，船头破浪前行，对岸的白塔山疾速后退。在风浪的冲击下，船底犹如在沙地上跳跃着前行。转弯时船身侧倾，这时只要一伸手便能掬起一捧黄河之水。离船登岸，在码头上不舍地望着滔滔河水，我转向江流夜说：“刚刚我写了一首《初发兰州呈肖老师》，也算是此次旅行的总结吧。”说罢，面对黄河吟诵了这首诗：
瀚海孤云忆蜀声，黄河万里下金城。陇头回望祁连雪，不及先生送我情。
江流夜高兴地答道：“好啊，今天也算实现‘黄河万里下金城’了！”
图片 ｜ 黄君度、杜广磊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