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法西渐:法律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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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8月21日

(原标题:东法西渐:法律东方主义)

东法西渐:法律东方主义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刘刚

东法西渐:法律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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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中国法的影响

“休斯夫人号事件”,在西方重启了“法律东方主义”的话题,从第一种“法律东方主义”――法治文明的中国范,失落为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应当被驯服的野蛮。

溯源这一话题,就涉及“东法西渐”的历史脉络,李栋《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一书,将此脉络――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认知变迁,划分了历史阶段来谈。

他从古希腊罗马谈起,谈到了对东方“赛里斯国”法治的神秘化想象,一直谈到1899年英国学者阿拉巴德出版《中国刑法评注》一书,将“东法西渐”分为七个历史阶段,形成了四种“法律东方主义”,主要形成于启蒙运动和殖民运动两个时代。

第一种“法律东方主义”以伏尔泰为代表,但他并未读过《大清律例》,因为该书1810年英译出版时,伏尔泰已于1778年逝世,可他生前或许经由传教士对此有所了解,而传教士等之于《大清律例》也是仅作为一部完备的成文法,罕见于当时欧洲,而有所推崇,故彼等于此,虽未深究,却也一概认同。

其认同影响了伏尔泰,所以,这位“欧洲的孔夫子”确认,中国法的本质,是德政与仁治的一个法律形式,其核心在于用礼制引导司法体系,礼法并用,形成德主刑辅的法治。

因此,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可用以褒奖善行,如以表彰孝悌、忠义,教化人民。这样的法律具有一种天长地久的稳定性,可以作为永恒不变的秩序象征,此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核心优势。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强调:“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并盛赞中国法律“四千年一以贯之”。

他将《大清律例》代表的中华法系视为超稳定文明的典范,认为其延续性远超欧洲法律的频繁更迭。在《哲学辞典》中,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稳定性源于法律与伦理的高度融合:“中国人将法律与道德合而为一,使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自然延伸”。

伏尔泰借中国法律的连续性,抨击欧洲因宗教战争和君主专制导致的司法混乱。他说,“当欧洲人还在森林中游荡时,中国人已用法律治理庞大的帝国”,这一对比,旨在呼吁欧洲建立世俗理性的成文法典,取代教会法与封建习惯法的割据状态。

区别于欧洲宗教法,伏尔泰强调中国法律的世俗性: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法律仅关注现世公正,依赖理性制度而非神权威慑。

中国法律伦理化,秉承了儒家礼法的普世价值,为宗教笼罩下的欧洲,提供了一种道德先于宗教的治理模式,伏尔泰尤为推崇中国法律以儒家伦理而非宗教教义为基础,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指出:中华帝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敬天爱人”,统治者无需借助“神启”便可实现公正。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欧洲的“君权神授”,主张以世俗伦理替代宗教权威作为立法根基。

因此,中国法律有其深度社会整合功能,普现于秩序构建与民族凝聚力方面,法律通过维护家庭伦理,实现社会整合,成为父权政治伦理型国家典范: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法律还具有同化异族的力量,他指出元、清两代征服者都接受汉法:鞑靼人发现战败者的法律如此完善,以至他们也遵行这些法律;满族采用汉族法律后,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这正如他所断言:中国人在伦理和政治法则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其局限。然其局限,并非认知不足,而是想象过度,难免美化之嫌。其理想化叙事来源于传教士,这使他忽略了《大清律例》的严刑峻法,如凌迟、株连等,以及司法腐败的现实,更忽略了满汉异法、旗人特权等制度性不公。对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伏尔泰“将想象当现实”。

伏尔泰对于中国法律的论述,止于三个重点:一是道德褒奖,如嘉奖善行,在《大清律例》中,表现为“八议”“养亲”等条款;二是程序公正,如死刑复核制,死刑需“三复奏”;三是世俗理性,无宗教审判。但他却忽略了,其实这三点,皇权都能越法干预,更何况律例条款中,70%为刑法,连民事也用刑罚。

伏尔泰所言,以其启蒙视野下的中国法想象,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本质,乃以东方镜像投射启蒙理想,其欲以儒家仁政对抗欧洲神权,以科举文官制取代贵族世袭,以伦理法体系呼唤理性治理,这使他成为了“法律东方主义”的话事人。

尽管其论述因信息所限,而难免有缺陷,但他还是以此推动了欧洲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启发了魁奈以中国为模型的“自然法秩序”的主张,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对“法治”内涵的重构――法律不仅是惩恶工具,更是塑造公序良俗的文明基石。

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以孟德斯鸠为代表,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法的评价,基于其“专制政体论”,以之为中国法的制度根基,且将中国归为专制政体的典范――“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皇帝不受法律约束,法律仅为统治工具,其核心为“恐怖统治”,对比一下受贵族与教会制衡的欧洲君主制,他指出中国由于缺乏中间权力阶层,而无限膨胀了皇权。专制原则下,“刑罚残酷且随意,如‘大逆罪’无明确定义,任何对皇帝不敬均可处死”,他特别批判“连坐制”强化集体奴性。然其信息来源,则与伏尔泰有别,其来自商人,而非传教士。传教士多与中国士人交往,或侍于皇帝身旁,养尊处优,故于中国文化,有一种神圣化的倾向。而商人不然,逐利而来,获利而归,其所遇者亦商人也,彼此摸索,作为外来者,因信息不对称,难免吃亏,吃亏多了,故飙起妖魔化的印象,反馈于孟德斯鸠,遂为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的一个直接的信息来源。

同伏尔泰一样,孟德斯鸠于《大清律例》文本并未涉及,故其批判亦一如伏尔泰,也是出于其认定,而非以其真知。

他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自认为中国就是专制政体,此由地理条件所决定,法律亦以环境塑造。他说,中国“幅员广漠”,须以专制维持统一,对比于欧洲小国,中国的地理条件天然就趋于集权,加以炎热气候,也使人“器官纤弱,精神懒惰”,致使其法律千年不变。同时,又因其物产丰饶,而减少其对外需求,自成一封闭的体系。

以此形成宜于专制的礼教,使“礼法合一”――礼教即法律,将宗教、法律、道德、礼仪融为一体,礼教代表法律,礼仪代表风俗,以孝道维系专制,故法以“孝”为核心,将子女对父母的孝,扩展为对君主、官吏的顺从,成其“家国同构”。

他以“三权分立”为据,反对司法与行政一体化――官员兼理司法,以刑治国,使法律沦为刑具,在其强制下行道德教化,使得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也不成其为道德,更何况还有凌迟、株连等,这岂不就坐实了法律以“恐惧”为原则?

再说,中国法这一套千年不变,从未发展,盘桓于脑洞,故其对清代“律例并行”一概视而不见,“律”为纲,“例”为目,纲举目张,应时而变,显然,他忽视了这一点,以其“法律东方主义”的偏见,将中国法简化为“停滞的专制模型”。

其认知局限显而易见,择其要者,略有二点,其一,为文本缺失,未接触《大清律例》原文,只知有“律”,不知有“例”,认定“不易”,不见“变易”;其二,语境错位,以欧洲“三权分立”为标准,否定礼法合一,忽视中国法的内在理性。

孟德斯鸠对中国法的批判,其本质是借中国反思欧洲――以中国法为专制标本,以之警醒路易十四后的法国,此乃专制镜像中的法律启蒙,虽有局限,却开了法律比较的新范式,不但警示了法律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强调法律的制衡机制,而且启示了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罪刑法定、公私法分立等原则,恰源于对“中国法的困境”的反思,以此划出超越时代的法治文明的底线。

殖民与后殖民主义对中国法的评价

第三种“法律东方主义话语”以小斯当东为代表,他的名字,跟一部“中国刑法典”――《大清律例》相联系。

这种联系,使他能针对“海王星号事件”――“海案”,提出恰如其分并行之有效的建议,在东西方法律冲突中,争取了“礼之用”的方式,其效果,英人甚为满意,这缘于他掌握了一本秘笈――《大清律例》,使他能够“知彼知己”。

在夷馆里,设立中国公堂,这在当时的广州,还是第一次,因而,吸引了全球目光――列强虎视眈眈,有样学样,小斯在法庭上的成功,引发了法庭外的政治文化的巨大反应。

小斯对《大清律例》的深度求索及其译解,开辟了不同于中国刑法的另一个法治空间――“礼法并用”的空间,不但为洋人争取到了与中国国民同法同权的权利,甚至以外宾身份享受了更多礼遇,故由其英译的《大清律例》,便成为了大英帝国“以华治华”的一件秘密武器,此乃小斯所奉献于英伦者。

《大清律例》为律例合编体例,分39卷,其译律文,计436条,分为六部分,涵盖军、政、民、刑等领域,例文部分从雍正年间824条,增补至同治朝1892条,其效力渐已凌驾于律上――“有例不用律”。

于是,小斯开始了他的“中国法的表达”――翻译《大清律例》。其翻译经由两案,先译“六杀”,再解“律例”,稿成,其友巴罗先睹,著《中国纪行》,赞叹《大清律例》“文字清晰,结构严谨,完全可与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相媲美”,期待“在不久的一天,这部中国法典能以英文准确真实地翻译出来”。

“海案”中,小斯对照两个版本的《大清律例》,作全本翻译,1808年,他返回英格兰,在船上完成了法典翻译。

1810年3月,小斯英语全译本《大清律例》正式出版,译作用了主、副两个标题,主标题以音译,副标题用意译,定其书名为《大清律例;中国刑法典之基本法与补充条例选编》,“西方人终于能够通过译文,直接阅读中国的法律条文了”,在书的扉页上,小斯用了一整页的篇幅作“题记”,向他的好友巴罗致谢。

在他之前,18世纪,琼斯译印度《摩奴法论》,将其译为《摩奴法典》(CodeofMenu),其时,英国尚未开展法典化运动的讨论,到小斯时期,边沁倡导英国以成文法来替代普通法,小斯译《大清律例》,当可视为对边沁倡导法典化运动的一次支援。

法典化运动,缘起于边沁对普通法的三重批判。

其一,批判针对普通法的“神秘性”与不确定性。边沁指出,普通法,依赖法官造法和历史判例,其本质是“法官的私人意见”,而非明确的公共规则,其模糊性,使民众无法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违背了法律应有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法律不应当是“不可知”的神秘传统,而应为理性的“白纸黑字”的成文规则。

其二,批判针对普通法程序的繁琐性和虚构性。所谓“程序正义”,实为形式主义,徒增其诉讼成本,且扭曲事实真相,故理应废除其虚构程序,代之以直接陈述案情的简明规则。

其三,批判针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性与反民主性。普通法以晦涩的拉丁语、法律术语和分散的判例形式存在,故其被律师群体垄断,这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使法律成为“精英统治工具”,而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背驰。

因此,边沁以“全面法典化”取代普通法:法典应覆盖所有法域,以免法官自行裁量;条文用常言书写,消除歧义;立法以“功利”原则,为法典确立统一性的价值基础,构建规则体系;法典应公开出版,确保民众免费获取,其目的,不是维护传统或特权,而是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立法权归于民选议会,法官仅作为“法典的执行者”,以议会权威,切断司法造法的根源。

恰于此时,小斯译出《大清律例》,且以“中国刑法典”问世,这就为当时兴起的“法典化运动”,提供了一个东方范例――作为法典化系统的一个有用的和实用的“功利性”范例,而被人认为是引入“中国刑法典”以改革本土普通法的边沁主义者,其译介的,正是边沁欲以之取代普通法的一部系统性的“法典”。

适逢其时,许多议员受了小斯译介的影响,高度评价中国法的法典化、体系性,以推动英国的法典化的立法,但最终,却以法典化的方向不符合英国法的自由公正的传统为由,使之在英国本土无疾而终,然其影响,之于欧陆,却获得了成功。

小斯“第三种法律东方主义话语”已自成一派,其于“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话语”,经历了从反对到趋同的演变。

其演变,同东印度公司的命运相关,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言人,他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公司的立场。后来公司解体,他作为议员,转向政府立场,对中国的看法也变了,其“折中的中国法律观”,就被“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话语”所遮蔽。

故其“意译”,颇有政治工具化嫌疑,《大清律例》是一部中国成文法,除刑法外,兼有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内容,但其本身已浑然为一,并无分别,小斯别具只眼,但见刑法,不看其他,故译为“中国刑法典”,其“改写”书名,使人先入为主,认为《大清律例》即刑法,中国法典除了刑法无他法。

显然,此类“民刑混合”特性,强化了“中国法即专制惩罚工具”的“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其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文化的“认知控制权”,为殖民主义开路。

第四种“法律东方主义话语”代表是阿拉巴德(ErnestAlabaster,又译阿拉巴斯特),其父为英国驻华总法律顾问。他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刑法评注》是继小斯当东1810年英译《大清律例》后,西方学界第二部系统研究清代法典的专著。

其于《大清律例》原文及《刑案汇览》判例之分析,突破了当时西方主流对中国法的偏见,确认了清律的司法理性――“律例互补”机制及其案例更新机制,使法律能“因时制宜”,认为比英国刑事司法“更少武断性,更令人满意”,他批评英国刑法仅将杀人罪分为三类,依赖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清律则通过精细区分犯罪情节,如斗殴工具、亲属关系,实现“绝对确定刑”。

故其针对清律“滥用酷刑”一说指出,凌迟等仅用于“十恶”,如谋反,常见的则以绞刑为主,保留全尸。而赎罪,存留养亲,秋审复核,表现出“立法严厉而司法宽缓”。

他因此而发现了一个制度亮点,即中国法的超前性与文化适配性,形成了基于身份伦理的量刑原则,如清律将宗法伦理转化为量刑技术,亲属身份直接影响罪责,子女殴父母加重刑罚,父母殴子女可减罪,还有八议制度,官员、贤者犯罪可议减,体现“礼法合一”的治理逻辑,而非西方人理解的“特权腐败”。

这里面,有个程序正义的隐蔽机制,尽管清律缺乏陪审团和职业律师,但仍有其内在制衡设计:采取会审制度,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防止地方官员滥权;采取死刑复核制度,所有死刑都需经由京城刑部复审、皇帝勾决,减少误判。这些程序,比英国更严,谓之“野蛮”,盖因其未读懂律例文本。

至于民事刑事化,亦含有一种治理智慧,他谈到了清律“以刑统民”的合理性:民事纠纷,以刑罚威慑,是因为基层社会缺乏专业法官,需依靠刑罚权威保障执行效率,但实践中,通过“调处息讼”,如宗族调解,以化解民事冲突,避免滥刑。

其于西法生搬、术语硬套,则一概拒绝。一再提示,慎用西法架构套用《大清律例》,稍有不慎,便“不伦不类”,如“能说流利语言却长着猴子脸”,以此倡导本土化解读,忠实于中国法的文化语境,保留其原生语义,开创了中国法研究新路径。

其法治取向,肯定了中国法的内在逻辑与体系性以及法律分类的精密性,其于《大清律例》“六杀”――故杀、谋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的罪责区分比西法更为精细,“故杀”重在预谋,“斗杀”偏于冲突,不同罪名,刑罚差异化,对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作综合考察,而非仅以“故意或过失”二分法。

其言司法实践,认为《大清律例》看似“严刑峻法”,但不僵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他以大量案例,证明清代司法的灵活性,如保辜制度,鼓励加害人积极救治被害人以减刑等。

故其批判法律移植,反对清律西化,以捍卫法律文化的本土适应性,他认为《大清律例》与宗法结构、伦理秩序等高度契合,西法难以替代,如强行引入,会破坏社会固有平衡。主张“中国不应按西方标准变革法律”,因为将西法术语运用于中国法,这样做非常危险,何谓故杀?难道是谋杀吗?不是。

其译清律,不但“律例全译”,且以“律例互证”,结合《刑案汇览》的司法案例,深入“律”的实际运作――“例”,而小斯当东译本,仅译436条“律文”,忽略1042条“例文”。

小斯当东赞《大清律例》“条理性、清晰性超越亚洲他国”,语言“简洁如商业用语”,承认其父权制与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如“服从家长权威获民意支持”,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法混同“民事、政治与礼仪”,未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表现为等级性司法,如“八议”制度助长特权,执法者常带头违法,而且缺乏现代性的“无罪推定”“不可自证其罪”的司法理性原则,故其研究成为英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法理依据,并助推了武力侵华。

总结一下,此二人者,因其所处时代不同,一处于鸦片战争前殖民扩张期,一处于西方治外法权确立后反思期,故其倾心的问题也不一样。一问向“中国法律野蛮,西方如何接管”?一转向“中国法律如何适应本土社会”?问题不同,翻译迥异,一者编译,删减律例,为政治服务;一者全译,尊重原本文化语境。其结果,概言之,一为殖民利益代言人,一为文化相对主义先驱。

总之,其差异乃时代语境下的认知嬗变,其本质为19世纪西方对华立场从“殖民征服”转向“反思霸权”的缩影。小斯当东代表帝国扩张期,将《大清律例》解构为“他者标本”;而阿拉巴德在殖民既成事实下,以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对中国法进行再认识,然其保守性也使他忽视了清末中国社会变革的必要。

说到底,西方对清律的解读,无论小斯当东的“侵略工具论”,还是阿拉巴德的“文化辩护论”,从未脱离权力语境,均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主义始终是西方确立自我优越性的镜像。

若放到“东法西渐”的大周期上来说,我们发现小斯当东和阿拉巴德经历了一个循环,当小斯当东向着孟德斯鸠回归时,阿拉巴德却回到了伏尔泰,在历史回音壁上说着启蒙时代。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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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管行业马太效应明显 九家公司净利润占比超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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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显示,截至目前,除个别保险资管公司暂未披露2023年年报之外,已有33家保险资管公司披露2023年年报。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有可比口径的32家保险资管公司2023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49.57亿元,实现净利润153.18亿元,均较2022年末实现正增长。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整体来看,行业马太效应较为明显,有三家公司净利润超过20亿元,另有六家公司净利润超过5亿元,九家公司的净利润占行业净利润的80%以上。保险资管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变动也较为分化,四家公司净利润翻倍,但也有多家公司净利润下滑超过20%。   三家公司净利润均超20亿元   截至发稿,除华夏久盈资产暂未披露年报之外,共有33家保险资管公司发布2023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在经营业绩上,整体来看,有可比口径的32家保险资管公司(中邮资管仅披露2023年数据,无可比口径)整体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较2022年末出现正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资管行业“二八效应”仍较为显著,呈现出强者恒强局面。国寿资产、平安资管、泰康资产三家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均较为靠前,净利润均超过20亿元。   其中,国寿资产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52.57亿元、净利润28.7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13%、21.81%,营收和净利润均位居行业第一。泰康资产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51.03亿元、净利润20.8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64%、22.70%;平安资管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42.75亿元、净利润27.04亿元,均较2022年同期出现下滑,下滑幅度分别为5.76%、8.92%。   国寿投资、太平资产、太保资产、阳光资产、新华资产、华泰资产这六家公司的净利润均在5亿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九家保险资管公司的净利润就已超过120亿元,占全行业净利润的80%以上,行业马太效应较为明显。不过,也有两家保险资管公司在2023年出现亏损。太平资本、安联资管2023年分别亏损0.11亿元、0.45亿元,但亏损较2022年均有所减少。   业绩表现较为分化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保险资管公司的业绩表现较为分化,有21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11家公司净利润出现下滑。   永诚资产、长城财富资管、中再资产、国华兴益资管四家公司净利润实现翻番,其中,永诚资产的净利润由2022年的0.30亿元增至2023年的1.1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80%。在净利润下滑的公司中,英大资产、建信保险资管、中英益利资产等公司的净利润下滑超过20%。整体来看,净利润下滑的保险资管公司,多数也出现了营业收入下滑。   除了营收、净利润之外,净资产收益率(ROE)也备受关注。ROE是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率,是衡量保险资管公司赚钱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记者梳理发现,32家保险资管公司2023年的整体ROE超过16%,不过不同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民生通惠资产2023年的ROE最高,超过83%。永诚资产、平安资管的ROE均超过30%,泰康资产、太平资产、光大永明资产、建信保险资管、工银安盛资产、华泰资产、阳光资产的ROE均超过20%。   发力第三方业务   在大资管时代,发力第三方业务越来越成为保险资管公司的共识,部分保险资管公司公开表示要以更大力度做强第三方业务。   相关数据显示,不少公司第三方业务规模较上年出现较快增长。比如,截至2023年末,泰康资产受托管理的第三方资产总规模超2万亿元;中国人保集团第三方资产管理规模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36.3%;国寿资产第三方业务规模达7200亿元,较年初增长28%。   “做优做大第三方业务是保险资管机构走向卓越的必由之路。”人保资产总裁黄本尧此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保险资管机构应聚焦中低风险偏好客群,积极创新产品形态,培育和输出大类资产配置、绝对收益获取等特色化的投资管理能力,提供与客户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相适配的高品质金融产品服务。同时,加大业务创新,在养老金等长期资金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注意到,部分保险资管公司在2024年重点工作中提到“第三方业务”。国寿资产表示,将围绕价值创造,以更大力度做强第三方业务。光大永明资产表示,2024年将深入推进投资体系2.0建设,全面提升投研能力和优化完善第三方服务体系;坚持做强第三方业务,积极把握行业发展新周期。...
安卓时刻已至,“人机共生”还远吗?丨百人百业③

安卓时刻已至,“人机共生”还远吗?丨百人百业③

(原标题:安卓时刻已至,“人机共生”还远吗?丨百人百业③)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科幻,从来都是现实的外衣。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4年,关于人形机器人的科幻正在一步一步走进现实,AI大模型正给人形机器人注入灵魂。 纵观全球科技公司,它们或对机器人投去关注、或躬身入局。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前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超过40家。 随着AI日新月异的演进,科幻作品中人机共生的世界,或在未来慢慢展开。 安卓时刻 焦虑,是人类最不可思议的能力。科幻电影《银翼杀手》在1982年就有这种焦虑——2019年高仿真机器人会成为人类的威胁。实际上,2019年被称为“机器狗元年”,因为波士顿动力机器狗在当年开售。彼时,优必选的Walker双足人形机器人刚发布第二代。3年后,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才发布原型机。 到了2023年,各类硬件制造商一夜之间都具备了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能力。搭载鸿蒙系统的夸父机器人、小米CyberOne、小鹏的PX5、少年天才稚晖君的远征机器人接踵而至。 不过,这种扎堆入新局的场景在过去十多年至少出现了两次,这已经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智能手机热潮,2012年电脑厂商、电视厂商、空调厂商都纷纷推出智能手机,然而最会做手机的诺基亚却并未拥抱智能手机时代。 第二次是智能汽车热潮,汽车行业内外的企业都官宣造车。从特斯拉的一枝独秀,再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大厂,如华为、小米、百度、苹果等等也纷纷入局。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了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浪潮。 由于基础能力突破,导致生产力突然不再是瓶颈,上述三次拐点都可以称之为“安卓(Android)时刻”。 这意味着,核心技术瓶颈已经被突破,供应链开始快速成熟,生产风险和成本急剧降低。这是大规模商业化、民用化、C端化的转折点,此时市场营销、设计能力的重要性开始提升。 Android,这个词汇源自拉丁语“androides”,意为“像人一样的”或“具有人类特性”,它跟Robot一词相比更强调像人。安卓创始人安迪·鲁宾最初开发Android的目的就是用于机器设备的管理和控制,其图标也是机器人的形象。 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安卓时刻已来。这也意味着,机器人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提升,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 半年前,人形机器人业内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特斯拉擎天柱(Optimus)机器人”,要如何在埃隆·马斯克所说的2万美元售价下,尽可能控制这款人形机器人的“亏损”。 近期,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9.9万“开卖”人形机器人,直接把已经低到难以想象的2万美元“打穿了”。 安卓(Android)时刻与iPhone时刻相呼应,毕竟Android是与iPhone等量齐观的伟大产品,iPhone时刻意味着普通开发者可以进场赚钱了,安卓时刻是投资者可以进场开始花钱了。 比尔·盖茨说,人们总是高估2年的变化,而低估10年的变化。纵观近40年,人形机器人似乎是一个被过早期待,但难以落地的产业。虽然当前产业链在不断成熟,但人形机器人在应用层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人机共生 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也成为行业焦点,这在过往的科幻影视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人工智能机器人HAL9000可以通过监控人类读取唇语来制定计划。科幻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的罗伊巴蒂带领复制人小队逃回地球。科幻电影《机械公敌》中,名为“索尼”的机器人是支持人类的正义化身,摧毁了由人工智能机器人主导的管控体系。 这是一个类似“亿年机器人”的悖论,如果你给了一个智能体Agent自由意志,你就无法完全掌控它;如果你不给一个Agent自由意志,那它的智能化程度就不足,智能的本质是可以犯错。 电影《机械公敌》中的机器人公司计划在2035年计划量产实现平均每5人便拥有1个NS-5型智能机器人。现在看来这一点并不算太科幻。2023年5月,马斯克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上表示,人类和机器人的数量比例为2:1,平均两个人就有一个机器人。 人均机器人保有量将会是社会智能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以手机为例,2006年中国人均手机保有量是3个人一部,现在中国人均拥有1.3部手机。 比尔·盖茨曾在1980年为微软提出一个明确的使命:“让每个家庭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 后来,比尔·盖茨的继任者纳德拉“刷新”了微软的使命,引导微软向Azure云战略转型,最终为投资和支持OpanAI奠定了基础。 随着机器人的不断迭代进化,机器人将在人类社会中进一步普及,并改变应用场景的范式。面对未来的人机共生时代,人们也会更加深入思考,将如何和机器人相处。 赛博湾区 机器人作为制造业的关键支撑技术和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推动力,已成为各国产业政策关注的焦点。中国机器人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这...
国际识局:“塌房”丑闻滚雪球,日本车企怎么了?

国际识局:“塌房”丑闻滚雪球,日本车企怎么了?

国际识局:“塌房”丑闻滚雪球,日本车企怎么了? 2024-06-05 17:29:14 中国新闻网   国际识局:“塌房”丑闻滚雪球,日本车企怎么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新网6月5日电 近日,日本汽车产业曝出巨大丑闻。日本政府调查发现,丰田、马自达、雅马哈发动机、本田和铃木5家车企的38种车型,在性能试验中存在严重不当行为。目前,日本国土交通省已对丰田汽车总部及雅马哈发动机总部进行了突击检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日媒称,涉事车辆规模共计达500万辆以上。此事不仅震惊了日本整个汽车行业,还引发了外界对车辆安全性及测试真实性的广泛关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弊被查!鞠躬道歉!   日本国土交通省3日发布的消息显示,鉴于丰田汽车旗下子公司“大发工业”等近年来接连被曝出不当行为,国土交通省对85家车企在量产认证申请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丰田汽车、马自达、雅马哈发动机、本田技研工业和铃木共5家公司,为了满足政府的认证标准,在量产认证申请测试中“动手脚”,存在作弊造假行为。   在日本“有头有脸”的这5家车企,均已承认存在不当行为。具体来看:   丰田:7款车型存在认证违规问题。3款尚在生产中的车型在行人保护测试中提交虚假数据;4款过去生产的车型在碰撞试验中非法加工试验车辆。   马自达:在碰撞试验中非法加工试验车辆;输出测试中的引擎控制软件被重新编写。   雅马哈发动机:在与规定不符的条件下进行噪音测试;在喇叭测试报告中出现了虚假陈述。   本田:在噪声等测试中,存在脱离测试条件、测试结果出现虚假陈述的问题。   铃木:一款过去生产的车型在刹车测试上篡改数据。   3日,丰田、本田和马自达三家企业高管分别召开记者会,就相关事件鞠躬道歉。   “我们真诚地道歉。”丰田董事长丰田章男说完后深深地鞠躬。这是日本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为不当行为道歉的惯常做法。   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说:“我们将确认不正当行为的事实,并根据结果严格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法》处理。” 当地时间3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会长(董事长)丰田章男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就丰田汽车公司曝出“存在测试违规、提交虚假数据”的行为道歉。图片来源:日本电视台视频报道截图   丑闻不断,消费者不安   在本次震惊业界的丑闻中,最受关注的依旧是日本汽车巨头――丰田汽车。   根据这家车企2024年1月30日发布的业绩,按集团整体计算,2023年的全球新车销量达到1123万辆,连续四年创新高。   针对此次的不当行为,首先被突击检查的也是丰田,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解释称,“考虑到车型和测试项目的数量,其影响最大”。   日本TBS电视台指出,在禁止发售名单上的丰田Yaris Cross,在日本是最畅销的车型之一。造假事件曝光后,日本消费者及经销商感到不安。   东京一家丰田经销店的经理透露:“造假的消息传出后,我们无法向充满疑问的顾客解释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一位二手经销商表示,丰田汽车多次被曝出丑闻,自己“已经不太能相信制造商了”。   日本民众也对该事件表示反感。一位丰田车主表示,“基于信任才买的丰田车,现在觉得被背叛了”。还有车主称,“又出现丑闻了,走错一步就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原谅这样的不当行为。”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涉事车企的行为“破坏了汽车用户的信赖和日本汽车产业的信誉,动摇了汽车认证制度的根基,令人极为遗憾”。   事实上,这并不是丰田第一次曝出造假丑闻。   早在2023年3月,丰田集团旗下的丰田自动织机公司,被发现在叉车发动机尾气测试中存在数据造假问题,2024年1月又被曝有3款汽车发动机也存在数据造假行为。 资料图:2019年10月24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京车展上,丰田公司的标志亮相。   停售减产,经济“被泼冷水”   多家日媒认为,这几家日本车企的造假丑闻,会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拖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   受该事件影响,丰田、马自达、雅马哈发动机3家车企的6种车型出货已被叫停。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若停止出货造成减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大”。   日本经济学家进一步警告,汽车业丑闻可能会对日本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如果汽车分包商遭遇订单中断,且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方面变得更加犹豫,这将损害日本的经济增长。   此外,日媒指出,汽车制造业涉及面广,牵动包括零部件制造以及物流和销售在内的各类行业,当局禁止多款车型发货,可能使提振乏力的日本经济再被“泼冷水”。   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若停止出货4个月,日本...
新准则加大报表波动性 部分险企仍“水土不服”

新准则加大报表波动性 部分险企仍“水土不服”

上半年,上市险企净利润、新业务价值等指标普遍超预期,但有的险企出现了净资产的明显下滑,包括一些提前切换新准则的非上市险企,这是2023年执行新会计准则以来遇到的新情况。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业界人士表示,新准则会加大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两张报表的波动。在利率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下,净资产的明显波动也折射出相关险企在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上仍有优化的空间。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新准则下净资产有滑落 自2023年开始,上市险企执行新会计准则,包括新保险合同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等。在新准则下,负债和资产都更强调“市价”,更多资产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净资产和净利润的波动性都会加大,这在险企半年报中得到了直观体现。 上市险企新华保险披露的半年报,颇受市场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华保险在实现净利润111亿元且创同期新高,以及新业务价值大增58%的同时,却出现了净资产下滑。二季度末,该公司归母净资产为900.25亿元,不及一季度末的940亿元,较去年末则下滑约14%。 其他上市险企的净资产表现可算稳健。上半年末,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保的归母净资产分别为9312亿元、2673亿元、2530亿元,分别较去年末增长4%、7%、4%。今年切换到新准则的中国人寿,上半年归母净资产为4938亿元,去年末则为3278亿元。 值得提及的是,在已执行新准则的非上市险企中,也出现了净资产下滑的情况。尤其是,今年切换到新准则的银行系寿险公司,净资产均大幅缩水。偿付能力报告数据显示,从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工银安盛人寿、建信人寿、农银人寿等均出现了净资产大幅下滑。今年切换新准则后的中邮保险,一季度末净资产较去年末也有一定幅度的下滑。 有业界人士称,新准则更考验资产负债联动情况。理论上,寿险公司的负债久期长于资产,利率下行时,负债增长的速度快于资产提升的速度,就会出现净资产缩水的情况。这是新准则下需要注意的问题,提示保险公司要做好资产分类和报表波动的平衡。 AC类资产占比较高 对于净资产的波动,新华保险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予以了正面回应。 新华保险副总裁秦泓波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对净资产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资产端,新华保险针对很多债券按照摊余成本计量,即分类为AC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这些债券资产估值受利率影响较小,没有体现利率下行时的市值上涨,对资产和净资产的带动作用较小。上半年利率快速下行,如果这些债券按公允价值计量,那么公司净资产就会显著提升。在负债端,上半年国债收益率曲线大幅下移,负债大幅增加,这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也对净资产的下滑产生重大影响。 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下,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AC类,以公允价值计量的TPL类、OCI类,其中TPL类资产的市价变动计入损益,OCI类资产的市价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执行新准则后,如何对金融资产分类是一个看点。目前,新华保险的分类结构与其他上市险企明显存在差异。 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30日,在新华保险1.44万亿元投资资产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AC资产占比达42%。相较而言,其他上市险企的AC资产占比普遍较小,比如中国平安为12.8%、中国太保为2.7%。同时,新华保险的OCI资产占比23%,也明显低于其他上市险企的OCI占比,中国人保的这一数据为35%,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则均超50%。TPL资产占比方面,上市险企普遍在20%~30%的水平,各家相差不大。 简言之,新华保险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券资产规模明显要比同业高,在利率下行期,资产没有体现这部分债券的市值上涨,报表中的资产增值程度较弱,变相拖累了净资产。 此外,上半年,新华保险OCI资产占比还有所降低,OCI资产规模从年初的3526亿元降至3316亿元,其他债权投资中的国债及政府债也减少了270多亿元,而其他上市险企同时期均在继续增加对政府债的投资。多位业界人士向记者表示,今年利率债在利率下行期存在市值浮盈,卖出OCI债券可以兑现相应的浮盈为当期利润,不过与此同时,净资产也会减少。 金融资产分类是个技术活 秦泓波表示,净资产波动反映出,随着无风险收益率下降,公司的资产与负债对冲机制待优化。下一阶段,公司会更好地平衡各类资产,让资产和负债有更好的联动,使利润波动以及净资产波动都进入相对可控的范畴。 新华保险是否会考虑将部分AC类债券重分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以缓解利率下行之下的净资产波动?新华保险副总裁、总精算师龚兴峰表示,如何摆布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是个技术性问题,业界有不同理解。 他举例,现在处于利率下行通道,如果利率出现波动反转,即使是短期的,也会对资产负债表有较大的影响,届时资产负债的对冲就会往相反方向变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债券市值走低,拖累净资产,...
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

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

(原标题: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周三,保险业新“国十条”正式出台,其中提到“加快营销体制改革”。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为保险业继续探索营销人员转型,确定了制度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近年来,头部寿险公司在探索打造专业规划师:金融保险规划师、健康财富规划师、养老规划师、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全生命周期规划师…… 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从保险代理人到各类规划师,是保险公司围绕客户需求而从供给侧的改革升级,也意味着保险从侧重销售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转变。这些规划师的新职业,不仅对代理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是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比拼。 多种规划师浮出水面 近日,新华保险在全渠道高峰会上宣布,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规划师(WLP)培训体系。WLP是该公司在“XIN一代计划”框架下,针对优秀销售人员规划的新发展赛道,使命是围绕客户及家庭的全生命周期保险保障及金融需求,以跨学科、广融合的知识结构,为客户提供人身保障、健康、养老、财富管理和子女教育的服务,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和全财富周期的解决方案。 这是推动绩优代理人向规划师进阶的又一家大型寿险公司,此前数家寿险公司已经行动。 去年,中国人寿宣布启动“种子计划”的新型营销模式布局,建立以“金融保险规划师”为主体的新队伍,为客户提供健康、养老、财富管理等多元保障。截至6月末,“种子计划”有序推进,已在24个城市启动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平安人寿携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打造“平安人寿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培养项目,涵盖投资、法律、税务、医学、养老等多个领域。 泰康保险集团打造健康财富规划师(HWP),旨在为客户提供保险、健康、养老和理财的咨询规划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保险和医养实体服务相结合的规划需求。 太保寿险在队伍转型中打造“五年四证”专业能力认证体系,即为保险代理人打造包括健康管理师、养老规划师、财税规划师、传承规划师在内的五年专业培训及职业认证计划。探索独立代理人模式的大家人寿也推出“三年六证”专业认证培养计划,包括健康财富规划师、退休养老规划师、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师等。 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平人寿的“医康养经理人”,友邦人寿的“养老规划师”,人保寿险的“IWP保险财富规划师”,财信人寿的“PLP个人寿险规划师”等。 从形式上看,有保险公司的规划师项目面向现有销售队伍,如平安人寿。也有的是新建一个规划师队伍,对其在招聘条件、支持政策上会区别于既有销售队伍,如中国人寿、人保寿险等。 保险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朱俊生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每家公司的规划师与代理人之间的差异性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各类专业规划师是代理人的“升级版”。 从侧重销售 到以客户为中心 朱俊生认为,保险公司打造各类专业规划师,是在供给端的代理人层面不断升级,推动专业化转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高净值人群的需求。80后、90后成为保险公司主力客群,他们对保险代理人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决策更加理性。而高净值人群近年越发受到保险公司重视。 “从保险代理人到规划师身份的转变,其实是从原来侧重销售的保险服务模式,转变为以客户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需求为中心,以专业价值和长期陪伴为特色的保险综合服务模式的转变。”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这也是顺应保险行业以客户为中心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趋势。 周瑾认为,这一转变,对代理人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专业价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简单靠缘故关系和营销话术的销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专业需求。规划师必须具备经济、金融与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就客户关心的资产配置与财富规划、健康管理与养老安排,乃至税务筹划、家族财富传承等需求,提出有价值的专业建议,才能吸引和留住客户,并通过伴随式的专业服务,达到客户需求满足和客户价值挖掘的双赢目标。 为提升综合实力赋能 推动代理人走向专业规划师,保险公司需要有配套的支持政策,既要赋能代理人专业,也要打通康养生态等各类服务资源,为代理人搭建更好的资源平台。 在周瑾看来,对保险公司而言,打造规划师的模式,需要改变经营模式和理念,修改基本法与考核标准,提升队伍的专业技能,配备数字化的平台工具。对于高端策略的保险公司,还可能通过独立品牌与文化的塑造、荣誉体系的设计、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配套,以实现差异化的竞争。 有别于现有队伍,中国人寿的“种子计划”有新定位、新架构、新制度、新营销、新赋能、新发展。其中,新架构是指营销组织架构从多层次向扁平化转变,从一人多职向专业专注转变。新制度即通过在激励导向、考核管理、人员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