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尼山2025｜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文明的差异并非障碍，而是“美的多样性”

（原标题：倾听尼山2025｜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文明的差异并非障碍，而是“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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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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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并文/姚天琦

在文明交流日益频繁且深入的当下，如何更细致地理解不同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底蕴、信仰体系与价值理念，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时代命题。

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希腊雅典大学哲学与科学史系教授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Stelios Virvidakis）对中国的哲学传统、文化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始终抱有浓厚兴趣。他长期关注儒家、道家等中国思想体系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异同，并强调，通过哲学视角的文明互鉴，不仅能够深化彼此理解，还能激发出新的全球伦理框架和教育理念。

在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展开文明对话之际，在与《经济观察报》的交流中，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提出：文明的差异并非障碍，而是“美的多样性”。“孔子与苏格拉底就像是两张面具，背后是一张共同的人类理性的面孔。”他借用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这句名言，生动描绘了文明之间的深层共鸣――我们虽然在语言、艺术、礼俗、神话等层面表现不同，但在道德价值、情感经验、追求真理与美的本质动力上，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构建全球伦理共识的基石。

此外，在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看来，中国哲学尤其在“和谐”理念上为世界提供了宝贵参照。“儒家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不谋而合；道家关于顺应自然、万物流变的理念，与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指出，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思想片段，通过哲学性的交流，可以构成一张更加完整的人类智慧图谱。通过这种互鉴与互学，不仅能使西方哲学弥补其在生态伦理、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不足，也能帮助东方思想在个人自由、理性批判等方面获得新的启示。

谈及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全球贫富不均等复杂议题时，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认为只用单一文明是难以应对的。唯有将不同文明中蕴含的道德资源加以整合，才可能真正实现全球责任的共识。

为此，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明确了哲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不仅是理论系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理解他人的实用指南”。 哲学教育也不应局限于学术象牙塔，而应走向大众――通过中小学课堂、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方式，引导公众理解多元文化背后的思想逻辑与价值结构。

在这位来自爱琴海的哲学家眼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仅是文化交流的美学理想，更是一种深具伦理意义的全球治理思想。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深入参与和教育的持续革新。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不同文明应珍视自身的价值并和谐共处。您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基于您与希腊文明及其他文化交流的经验，您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代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是什么？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非常赞同费孝通的观点。我们应该将世界视作一个整体，由众多各具特色、美丽各异的文化组成。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美的，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问题，通过与其他传统的对话，这些不足才能得到修正和改善。

在此语境中，“和谐”意味着多种互补的审美与道德价值形成一幅丰富的画卷。这些价值不应被视为竞争的关系，而是可以融合互动，构成更完整、更细致的人类理解。

以艺术为例，我一直对中国传统绘画深感着迷――山水花鸟表达出一种独特的自然观，引起我深深的共鸣。这种风格与古希腊雕塑和绘画中对人体形象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希腊艺术传统往往聚焦于个体特征，比如面部表情与人体之美，甚至不避裸体的展现。这种艺术取向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审美取向――对个体身份与人体形式的欣赏和尊重。

而中国传统绘画往往描绘群体而非个人，突出集体而非个人特征。人物的脸部虽有所表现，但并不像希腊艺术那样突出。这些差异凸显了不同的生命观与人类经验，提醒我们要同时研究这些传统，以了解不同文化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它们如何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美妙地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山川河流、花草生灵。这一点是西方传统可以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寻求和谐。例如，希腊文化应反思与中国、印度、美国或非洲等传统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今天我们所需的是一种多元的人生观和文化观。尽管我们可能接受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价值也能因不同传统的贡献而更加丰富，共同形成更加包容的、世界性的、和谐的全球伦理。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名道德哲学家，您如何看待普遍伦理价值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您在职业生涯早期曾著有一本关于道德实在论的专著。在跨文化背景下，您是否认为存在超越文化差异的共同道德价值，构成“美美与共”的基础，为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的交流提供共同的伦理基础？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想分享一次最近的经历。我参加了在中国东南部义乌举办的一次国际宗教间对话会议。我在发言中提出，某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和原则是超越特定文化情境和传统而普遍共享的。

例如，“正义”这一理念以及“中道原则”――即在过度与不足之间寻求平衡的道德智慧――通常被归于亚里士多德，是他在界定道德德性时提出的核心思想。但这类观念并不限于希腊传统。儒家哲学中也有类似思想，强调平衡和避免极端。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黄金法则，在儒家和基督教思想中均有体现。这种共同的道德直觉横跨不同文明。

从不同文明传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若干核心的伦理原则：如仁爱（在中国思想中表现为“仁”）、公正与平等（在希腊与基督教传统中尤为突出，也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中国文化中）以及尊重他人和他者，这些都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

在会议上，我提出，虽然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可以构成一个“最小伦理共识”，但我们也应通过更广泛的文化接触不断拓展这一共识的边界。例如，佛教提供了慈悲、同情、怜悯等德行，它们不仅面向人类，也延伸至一切众生；印度教强调“不伤害”的理念，伦理关怀甚至延展到低等动物；基督教提倡“爱你的敌人”这一看似极端却深具力量的思想；儒家重视社会和谐，道家则强调与自然的共处。

我相信，这些核心价值――如正义、仁爱、慈悲――不应是静态的，而应在跨文化对话中不断被丰富、拓展与深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夯实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并以此为起点，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全球社会。

《经济观察报》：您在知识论（认识论）领域有深入探索。不同文明对自然和知识的理解各有特色。古希腊强调理性辩论，而古代中国强调天人合一。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对话是否能丰富人类对世界的整体理解？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知识论（epistemology）研究的是人类如何为自己的信念提供合理依据以及如何探求真理，而这些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与知识传统中差异显著。

希腊与中国传统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就在于它们处理信念与知识的方式。在古希腊，尤其是苏格拉底传统中，核心在于对信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苏格拉底常常穿梭于雅典的广场（agora）中，向人们提问，询问他们相信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何如此相信。他要求人们必须通过理性为自己的信念提供依据。对话、批判与自我批评都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手段。这种理性与辩证的方法，彰显了智识美德的实践，成为希腊哲学传统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对，中国传统思想则更多地强调道德美德，而非理性或智识美德。中国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更关注的是个体应如何行事以及社会如何和谐运行。他们较少出于追求真理本身而对信念进行批判性审视，更多关注的是道德修养的培育与社会和谐的维持。

希腊思想，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强调智识美德（例如智慧，包括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以及推理过程中的清晰性和逻辑严谨性），也重视道德美德（如正义、勇气和节制）。但追求客观真理始终是其重要目标。相较而言，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中的“和谐”概念则更为全面和整体：它涵盖了天与地、人类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宗教世界观中。在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传统中，人们常认为真理与道德权威源自一个超验的、人格化的上帝，即单一的神圣根源。而在中国传统中，“天”并非人格化的神明，而是一种宇宙秩序或基本原则。“天”不代表自上而下的神圣律法，更体现为现实本身的自然结构。这种和谐并非由上而下强加，而是通过个人品德、家庭关系与社会实践由下而上培养的。

西方社会可以从中国这种伦理与宇宙和谐模式中获益匪浅。西方往往借助抽象的理论原则以及某种超验性来探求真理，这种路径最早由柏拉图阐述，后又在基督教教义中被继承。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它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整合路径，致力于将个人、社会与自然协调一致，而非将真理孤立为一种客观的、外在的存在。

总之，尽管希腊与中国传统提供了根本不同的范式――一个以理性探究为核心，另一个以道德和谐为基础――但它们各自提供的深刻洞见可以相互丰富。通过这些传统间的对话，我们能够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认识，并更好地共存于这个复杂的世界。

《经济观察报》：当今世界面临着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伦理等诸多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承担道德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伦理传统如何共同塑造我们的道德责任意识？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推动各国以“和谐共担”的方式承担责任方面，又能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哲学家和思想家一直强调，权利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责任。换言之，我们不仅享有各种权利，同时也肩负着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观念几乎贯穿所有的道德传统。

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往往都表现得较为自私，仅关注自身利益。许多国家可能优先考虑经济增长或国家发展，而忽略了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论这些损害是在本国境内还是跨越国界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就显得尤为关键。哲学家应当引导统治者和决策者增强对责任的意识，不仅对本国公民，也要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及整个地球负责。

在当今世界，环境伦理尤为重要。环境伦理促使我们意识到对自然环境的责任，以及对后代福祉的责任――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调整伦理的焦点，将关怀延伸到自然世界及其未来继承者身上。

儒家传统在此提供了宝贵的典范。儒家非常重视家庭纽带：孩子被教导要尊重父母，而父母则应深切关爱子女。这种牢固的家庭关系――尽管在今天工业化的中国可能有所变化――根植于悠久的哲学与礼仪框架中。儒家的“礼”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庭拓展到社会及政治制度。

本质上，每个人都应当关心他人，而非自私自利。西方社会常常推崇个人主义，而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调集体福祉。理想状态下，东西方应当互相借鉴：中国社会或许可以从西方个人自主的道德责任意识获得借鉴，而西方社会则可以从社会互联互通和集体责任感中汲取灵感――这种责任不仅限于本国人民，还应延伸至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后代。

最终，我相信责任这一概念对于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和谐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您一直致力于促进欧洲与非西方思想传统之间的交流。以古希腊和中国思想为例，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曾指出：“孔子和苏格拉底是覆盖人类逻辑同一张面孔的两副面具。” 在您看来，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置于“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对促进东西方相互理解有何意义？此类文明对话又能为当代哲学研究带来哪些启示？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当卡赞扎基斯说孔子与苏格拉底是覆盖相同内在逻辑（即人类逻辑）的两个面具或面孔时，他强调的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尽管外表、语言或生活地域存在差异，但世界各地的人类――无论是印度、中国、非洲、欧洲、澳大利亚还是美洲――都具有基本的共通性。我们出生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成长、生病、恋爱、享受快乐，但也经受痛苦，最终离世。我们的情感生活极为相似，也面临相同的存在挑战。

这种共享的经验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例如，当我们比较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时，既可以看到共同点，也存在显著差异。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一套围绕实体与形式的复杂形而上学体系，而这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存在。儒家思想更为实践，关注伦理、社会关系和道德修养，而缺乏精密的形而上学基础。

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或苏格拉底与孔子之间存在比较，老子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共鸣。两者都强调现实的流动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道家哲学讲述道的恒常流动，而赫拉克利特则著名地宣称“一切皆流”。此外，庄子与希腊皮浪派怀疑论者之间的相似性，也为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空间。

这种跨文化对话并非肤浅或形式化的智力练习，而是哲学进步的重要途径。哲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不同思想表达的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理性核心。这一核心可能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呈现，但都指向共同的问题与人类关切。通过参与这种比较研究，我们能够相互学习、深化理解，甚至纠正自身文化的盲点。

例如，西方社会通过接触东方哲学可能更加重视环境价值观；反过来，儒家等东方传统则可能从西方关于个人自由与主体意识的思想中获得启发。这些哲学交流促进了彼此的成长与理解，更重要的是，它们通常会产生实际的洞见，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治理模式和教育方式。

《经济观察报》：您曾强调，人文教育对于弘扬核心价值观、促进文明间对话至关重要。人们常问：“哲学有何用处？”在您看来，哲学教育与跨文化哲学对话如何帮助公众开阔视野、克服偏见，从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培育“和谐共美的共享价值”？作为活跃于国际哲学界的人士，您希望哲学在公共生活与教育体系中发挥何种作用？

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作为教育者，我自认是乐观主义者――尽管有人可能更加悲观――但我确实相信学习哲学能使我们在智识与道德层面变得更好。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即便“哲学”这个词进入汉语较晚（大概是经由日语传入），但早在术语出现之前，中国文化中就已有关于伦理与教育的深刻思考，尤其以孔子的思想为代表。

孔子是理想的“师者”典范，深切关怀他的学生。同样，在西方传统中，苏格拉底也是一位致力于哲学教育的伟大榜样。我认为苏格拉底与孔子这两位人物，应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楷模。我们应当培养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还要体现这些先哲的美德：尊重学生，关爱他们的成长，并致力于他们的道德发展。

柏拉图在著作中生动地描绘了理想中的师生关系，类似的描述在儒家经典中也比比皆是。当然，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潜能有不同的看法――孟子更为乐观，荀子则更为怀疑――但我认同孟子的观点，相信人们可以在智识与道德上有所进步。

因此我坚信，哲学应该被纳入各级学校的课程中。哲学不仅在正规教育中有重要地位，也应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当今书店中不乏诸如《斯多葛哲学教我们什么》《现代生活中的儒家思想》或《道家：一种生活艺术》之类的书籍。这些并非纯理论的讨论，而是努力使哲学再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理解他人的实用指南。哲学在公共领域能够增强我们应对重大全球挑战的能力，例如维护世界和平、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与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伦理困境。

这正是我所理解的“古典哲学”精神：它并不仅限于追求纯粹的抽象思辨和沉思的知识，而更强调运用哲学观念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与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应向每一个人开放――无论是通过学校课程、公共讲座，还是电视与网络视频。我本人一直积极参与这些活动，我的许多同事，例如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也制作了精彩的中文视频，介绍希腊哲学与文化。

无论在中国还是希腊，乃至越来越多的国家，教育者们都逐渐认识到：哲学思考不仅能促进智力的发展，也有助于培养品格上的美德。如果不相信这一点，我也不会选择教育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如今，我有更多机会在中国教学并与学生交流互动，我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更加广阔。今天的教育已经是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我们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掌握了跨文化教学与沟通的能力。

不同传统中的伟大教师们――孔子、苏格拉底等人――依然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他们的智慧遗产，指引着我们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