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海啸袭来，日本也撑不住了
（原标题：高龄海啸袭来，日本也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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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口彰俊居住的日本富士县的某个小城市，2022年老龄化程度已达31.3%，这也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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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因为公共交通不发达，八九十岁老人开车出行成为生活常态。只是因反应迟钝，老年人开车越过中线或在路中间缓慢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新闻里，高龄司机撞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出租车司机等服务行业，老年工作者也十分普遍，尽管这样的现象会经常震惊来日本旅游的游客。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65—69岁人群的就业率是52%，70—74岁为33.9%，75岁及以上为11%。
高龄老人依旧工作，源于他们对养老生活的不安。2019年，日本金融厅工作小组发布的报告显示，如果一对夫妻在65岁后继续生活30年，除了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她们还需要解决2000万日元（约等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以应对老年生活。当年此份报告一经发出，也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尽管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当日本的老年人群体逐渐从“年轻老人”步入“高龄老人”的阶段，种种问题还是让政府和社会感到棘手。
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3625万，占总人口的29.3%。按年龄分，日本75岁及以上人口有2076万人，占总人口的16.8%；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90万人，占总数的10.4%。8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率去年首次超过10%，今年又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日本深度老龄化的另一面是银发经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旅游业、餐饮业提供银发优惠套餐，到处都有终身学习文化中心（即老年大学）。当然，最大的养老产业依旧是医疗和养老护理。
这些是川口彰俊观察到的日本养老最真实的一面。截至2024年9月，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9.3%，为世界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
2013年，川口彰俊进入日本养老行业。此后十余年，他以养老院院长的身份观察和体验了一个深度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深层次困境。他管理的养老机构多次被日本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参观考察。此外，他也历任了射水市高龄者保健福祉计划·介护保险事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委员、射水市介护认定审查会委员等职位。青年时期，他曾在中国留学、工作七年多时间。
2024年，他将他对日本养老的观察、思考与反思汇集在《高龄海啸：日本养老观察》一书，并于今年1月在中国出版。川口彰俊说：“日本可以说是全球老龄化的试验场。日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高龄海啸，也许能为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带来一点参考和启发。”
川口彰俊在书中写道：实际上，日本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意识到了少子化问题的到来，但政府没有对策，一直拖延，终于导致社会各方面陷入螺旋下降、难以挽救的状态。日本内阁府的资料显示，由于少子老龄化，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1995年到了顶峰后开始减少，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到 5275万人（比 2021年减少29.2%）。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加重劳动力不足、国内需求减少、经济规模缩小等社会与经济问题。
护理困境
2014年，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家养老院发生三起高龄者从楼上坠落的事件。事后调查发现，这三起事件均是由一名护工将老人推下楼所导致，这起虐待老人事件也在日本全国引起轰动。
只是，这样值得警醒的事件并不能阻止日本虐老事件的持续发生。
根据厚生劳动省（相当于国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高龄老人受虐待的情况逐年增加。2022年，日本养老设施中的虐待案件为856件，家庭中的虐待案件则高达16669件，虐待的形式包括暴力、粗言恶语、忽视、不提供需要的介护（即国内语境下的护理）。
川口彰俊观察发现，老老介护（即老人护理老人）更容易导致介护疲惫，从而引发崩溃、杀人、自杀等悲剧。厚生劳动省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居家介护的家庭中，老老介护的比例从2019年的59.7%上升至2023年的64.5%。在这些家庭中，介护者和被介护者均为75岁即以上老人的比例为35.7%。
他说：“近些年，日本小家庭化和家属高龄化等问题逐渐显现。过去由家属承担的护理责任，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再适用。”
此外，因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护理，大量日本人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归家庭照顾家人。厚生劳动省2022年的调查显示，日本765.7万的辞职者中，有7.3万人因医疗介护儿离职。其中，55—59岁的职场人士最多。
为防止因护理家庭老人离职，日本针对此推行了相应的休假制度。如果员工需要照顾处于“要介护”状态的家人，公司必须提供“介护休假”。休假上限为93天，可以分三次休完。休假期间，雇佣保险将支付员工67%的工资。川口彰俊说，这样的休假时长仍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求。
护理员紧缺问题难解
2013年川口彰俊进入养老行业时，日本护理人才短缺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厚生劳动省估算，2023年日本护工缺口为22万，204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69万人。
尤其是在专门面向重度失能老人的特别养护养老院，日本护理员缺乏问题尤其严重。川口彰俊说，在特别养护养老院，护工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工作负担也比其他类型的护工更重。此外，还需要在节假日值班或者长期轮流值夜班。鲜少有护工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
与国内类似，收入低成为护理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2012年，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介护职员的年收入为310万日元，而日本全行业的平均年收入为408万日元。这个差距至今仍保持在100万日元左右。
为改善这一状况，日本政府曾建立改善介护职员薪资待遇的制度。通过申请，介护职工每年最多可获得40余万日元的补贴，但这仍无法弥补与全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
川口彰俊表示，薪酬低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近年来，大多数培养护理员的学校都面临招生不足的困境，为了维持运营，这些学校不得不招收外国留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介护制度的设计也导致养老机构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因此也很难主动给护理员增加薪资待遇。当前，日本养老机构的介护服务费（介护报酬）由厚生劳动省规定，养老院不能自己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院没办法通过提高服务费来提高机构营收。
2023年日本社会福祉协议会对1600家特别养护养老院的调查显示，2022年，有62%的特别养护养老院陷入赤字状态，养老院只能尽全力减少空床率和开支。2022年后，日本物价急速上涨，更是加剧了养老院的亏损现象。
除了收入低，护理工作的繁重也让护理员这一群体在精神和身体上面临巨大压力。
例如，护理员一天中需要多次抱着老人从床上挪动到轮椅上，这一过程仍然没有机器人能完全替代。日本工业事故预防协会的调查显示，2019年，日本71%的护工患有腰痛。
在川口彰俊管理的养老院中，为了减轻护理员的身体负担，机构引进了介护起重器。通过介护起重器，护工能十分轻松的完成挪动老人的过程。当然，引进新设备的过程也曾一度受阻。一开始，护理员给他的反馈是“不喜欢学习新的设备”“用双手抱起来更快”。同时受限于成本支出和养老院管理者的理念等，日本也只有少部分养老院引进了介护起重器。
机构实践的最终效果显示，设备的引进不仅能减轻护理员挪动老人的身体负担，护理员腰痛现象明显改善，也能减少老人因挪动导致皮下出血的风险。
|对话|
经济观察报：从去年开始，国内出现许多“中年人被护理老人困住”的新闻报道，日本也曾报道“看护杀人”事件，日本普通家庭也面临护理困境吗？
川口彰俊：我在《高龄海啸：日本养老观察》中提到，日本老人介护老人的“老老介护”、认知症患者介护认知症患者的“认认介护”、为了介护父母辞职工作的“介护离职”等问题很普遍，这些问题容易导致“介护疲惫”和经济上的困难，从而引发崩溃、虐待、杀人、自杀等悲剧。而在“认认介护”的情况下，尤其容易出现无法提供适当介护的危险。
经济观察报：日本独居老人的生存现状如何？
川口彰俊：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达672万。他们和社会的接触减少，经常面临“孤独”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和福祉机构等努力让独居老人参加地区的活动，可是因为财政压力、人力不够等原因，不能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因此往往会发生“孤独死”现象，老人在去世后几天甚至几个月后才被发现。除此之外，独居老人也容易成为诈骗的对象。
经济观察报：日本60—70岁老人就业比例很高，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川口彰俊：日本退休年龄为60岁，但到了65岁才可以拿养老金。为了弥补5年的收入差距，政府规定如果员工到了60岁还想继续工作，公司必须将员工雇佣到65岁。日本很多65岁以上的老人对自己的储蓄和退休金感到不安，因此能工作到多大岁数就工作到多大岁数。
经济观察报：因政府限定服务费价格，介护保险制度下的日本养老机构面临经营亏损难题，机构管理者们如何应对？
川口彰俊：因为介护保险是利用国民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和税收的福祉制度，因此政府不允许养老机构高盈利。如果养老机构利润率高，厚生劳动省会主动降低该养老机构的服务费价格。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30年物价基本没涨，但从2021年开始，日本物价开始猛涨，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水涨船高。此时如果不提高护工的工资，护工就会辞职。
2024年，厚生劳动省决定将特别养护养老院的服务费价格提高1.59%，但远不如物价上升率2.5%。厚生劳动省还发放护工的“处遇改善”补贴以增加护工工资，可是只有6000日元/月（约300元/月）。2024年，中小企业的平均工资涨幅为10712日元/月，大企业平均工资涨幅更多，因此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护工的工资上涨问题。
此前，护工年薪和全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约140万日元，这几年差距变得更大。因此日本养老院面临物价上涨和护工严重短缺的双重困难，养老机构只能自力更生。
经济观察报：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类似于国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负担了日本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护理费。但介护保险制度也需要个人缴费且过去十年日本逐步提高了个人支付比例。日本老年人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川口彰俊：在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资金缴纳中，当前劳动人口负担的比率是28%，老人负担22%，政府负担50%。老人每个月都需要缴纳介护保险费，因此不希望政府提高介护保险费。
另一方面，现在日本少子化问题也十分严重，年轻人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得不到与现在老人一样的优厚待遇。并且，现在日本的养老金（年金）制度和介护保险制度只看老人的收入，不考虑老人的资产。所以日本面临有收入而没有资产的年轻人“抚养”没有收入而有资产的老人的现象，因此老人必须负担更多介护保险费的声音越来越大。
经济观察报：中国中低端养老机构普遍存在50岁护理员护理80岁老人的现象，日本养老机构也存在这一现象吗？
川口彰俊：2000年日本引进介护保险时，很多年轻人对新的制度怀着期待进入介护行业，但现在他们仍然是日本介护的主力。2023年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护理员占50%以上。
按照厚生劳动省资料，2023年护工必要数是233万人，但实际护工数只有212.5万人（缺口20.4万人），护工严重短缺。可当下年轻人嫌护工工资低、工作又辛苦，不想进入养老行业。2015年前后，日本年轻护工短缺问题浮出水面，于是日本政府在2017年给外国人开放介护劳动市场，引进外国护工。现在也有很多中国护工在日本工作，但外国人护工只是杯水车薪，不能弥补日本20万护工缺口。
经济观察报：你曾引进介护起重器、介护机器人进养老机构，也有观点认为养老机器人是在炒作，你如何看待养老机器人发挥的作用？
川口彰俊：我曾引进的养老机器人实际上是感应器或移位机，只是厚生劳动省将它们认定为介护机器人。现在的介护机器人只能做介护的“周边工作”，即监护、陪聊或需要护工操作的人工介护用具。目前还没有开发出能完全代替护工的机器人。当然，开发介护机器人是时代的必然，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也期待5年、10年后能开发出可以真正做护工工作的介护机器人。
经济观察报：日本养老机构的精细化服务被广泛关注，你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服务精细化差异？
川口彰俊：日本养老机构善于改善细节，中国养老机构不太善于改善细节。我访问过不少中国的养老院，看到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一个原因是，养老机构纯粹不知道改善的方法，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乏“从老人的立场来考虑”。
以流食的形状为例，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而言，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间之一，可是如果看到流食，老人很难有食欲，这会影响老人的营养摄入。吃饭时视觉其实是很重要的因素，可是很多养老从业者没吃过流食，不知道吃流食的感受，因此无法想象吃饭时视觉的重要性。请比较一下下面两张照片，食物一样但形状不同，哪个更有食欲？结果一目了然，有形状的会更勾起老人食欲。所以从事养老行业的人，要广泛学习国内外养老院的做法。此外，自己亲身体验也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年，北京等地出现了在养老机构高空置率的背景下，新开业养老机构会出高价格让中介机构帮忙从其他机构“挖老人”。日本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吗？
川口彰俊：日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少部分中介机构收取高额手续费的问题早已存在，但厚生劳动省一直视而不见。直到今年2月，这个问题被媒体曝光，政府才在3月17日的社会保障审议会上展开讨论，并决定为了2027年介护保险制度改订磋商（每3年一次改订）。不得不说，政府的反应太慢了。
经济观察报：日本作为超老龄化社会，具体催生了哪些银发产业？
川口彰俊：日本总务省公布，2022年高龄者家庭的平均储蓄额是2414万日元，中位线是1677万日元，超过2500万日元的占34.2%，低于300万日元的占14.4%。因此各行业瞄准高龄者的金融资产，银发经济兴起：旅游业、餐饮业提供银发优惠套餐，到处都有“终身学习文化中心（老年大学）”，这些都是针对健康老人的。也有保险、股份、不动产等金融理财方面的服务。
可是，最大的养老产业还是医疗和介护。因为健康高龄者的旅游依然属于旅游业的范畴，理财属于金融业，终身学习属于教育业，医疗就是医疗，一般不被视为养老业。因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养老就相当于介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