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中科控股股东或让出实控权 拟公开征集转让上市公司15%―2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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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3月25日

(原标题:东方中科控股股东或让出实控权 拟公开征集转让上市公司15%―20%股权)

东方中科控股股东或让出实控权 拟公开征集转让上市公司15%―2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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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晚间,东方中科(002819)发布公告,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仪控股”)出具的《告知函》,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东方中科部分股份。

东方科仪控股表示,此举为引入新的战略股东,构建有利于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股东结构。公告显示,此次转让股份比例不低于15%且不超过20%,按照当前东方中科总股本约3亿股计算,东方科仪控股转让股份数量将不低于4493.64万股且不超过5991.51万股。

后续,东方科仪控股将研究制定此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具体方案,相关股权转让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的批准,能否获得批准进入公开征集转让程序及何时进入公开征集转让程序存在不确定性。东方中科表示,若此次公开征集转让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东方科仪控股持有东方中科7606.47万股,持股比例为25.43%。若东方科仪控股满额度转让股份,剩余持股比例将降至5.43%,滑落至第三大股东的位置。根据前十大股东名单,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锦程”)和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暂居二、三名,分别持有东方中科3956.52万股、3757万股,持股比例为13.23%和12.56%。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中科第二大股东万里锦程目前日子并不好过,万里锦程持有的东方中科3956.52万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冻结起始日为2025年3月18日,冻结到期日为2025年9月17日。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万里锦程上述冻结股份属于重大资产重组时,业绩承诺应履行补偿义务而尚未实际履行补偿义务的股份。

进一步来看,上述被冻结股份为万里锦程在东方中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北京万里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红”)78.33%股权交易事项中所获取的股份。万里锦程为此次交易的业绩补偿义务人之一,如发生业绩补偿事项将以其在前述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优先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时间回溯到2021年2月,东方中科曾发布公告,该上市公司拟向万里锦程等20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万里红前身)78.33%股权,交易金额为29.8亿元。同时,东方中科拟向东方科仪控股定增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亿元。

资料显示,东方中科作为电子测试测量领域领先的综合服务商,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包括仪器销售、租赁、系统集成,以及保理和招标业务在内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业务+产品+服务”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此外,万里红则是我国信息安全、信创领域的服务商,主营业务为信息安全保密业务、虹膜识别业务及政务集成业务。

彼时,东方中科认为,这笔收购是上市公司业务版图扩张的重要机会和举措。同时,东方中科希望通过对万里红的并购,能够快速切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浪潮下的信息安全保密、政务集成及虹膜识别的市场领域。

据悉,上述交易的交易对方承诺万里红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100万元、2.1亿元、3.1亿元和3.91亿元,四年累计净利润为9.82亿元。

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万里红却并未给东方中科带来期望中的成绩。2020―2023年期间,万里红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为7311.35 万元、1.12亿元、-1.14亿元和-2.85亿元,四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为-2.14亿元。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万里红2022年、2023年均未实现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本应按约定进行业绩补偿;万里锦程此次被冻结的全部股份均应进行补偿,由东方中科回购注销,但包含万里锦程在内的部分业绩承诺方截至目前仍未履行相关义务。

针对东方中科与上述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之间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争议案,就万里红2022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事宜,东方中科已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于2023年12月28日收到了受理通知书。今年3月20日,东方中科发布公告称,本次仲裁事项已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本次开庭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2024年业绩预告显示,报告期内,东方中科将亏损1.9亿元―2.4亿元,同比下降123%―182%;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1.84亿元―2.43亿元,同比下降44%―47%。东方中科表示,由于万里红持续亏损,2023年合并报表商誉减值约为2.48亿元,2024年预计合并报表商誉减值5500万元―8000万元,影响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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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9月14日讯(记者 夏淑媛) 截至9月14日,共有85家财产险公司在保险业协会网站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这些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承担情况也随之浮出水面。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财联社记者统计,在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2家财产险公司环比有所提升;41家环比出现下滑;2家保持不变。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来看,43家环比提升;2家保持不变;40家环比下降。就整体趋势而言,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85家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化明显,8家险企偿付能力不达标。其中,珠峰财险、前海财险、都邦财险、安华农险、富德财险、渤海财险、华安财险风险综合评级均为C类,安心财险为D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安永(中国)保险投资精算与风险管理团队总监余诚介绍,偿付能力充足率由实际资本除以最低资本得到,而资产负债管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和最低资本。良好的资本结构要求股东投入资本和公司所赚资本是实际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外源性资本占比过高,或者公司所赚资本很小甚至为负,都视为资本结构不健康。在财产险行业中,大型公司盈利能力较强,资本质量整体健康;中小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资本质量参差不齐。与人身险公司不同的是,财产险公司一般没有未来盈余,未分配利润是公司所赚资本中的主要正向贡献。 二季度末40家财产险公司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环比下滑 2023年9月,《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的发布进一步优化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实施差异化调节最低资本要求以及优化资本计量标准和风险因子,一定程度缓解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压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财产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依次为237.9%、210.2%,环比分别提升3.8个百分点、3.9百分点。 其中,在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2家财产险公司环比有所提升;41家环比出现下滑;2家保持不变。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方面,43家环比提升;2家保持不变;40家环比下降。 从整体趋势来看,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85家财产险公司,其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化明显。 据财联社记者统计,18家险企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超过500%。其中,开业不久的比亚迪财险、融通财险及渔业互助,其偿付能力充足率依次位列财产险公司前三。 业内人士表示,新成立的公司由于业务规模较小,其偿付能力充足、风险状况良好,但是随着业务的开拓,这些公司的偿付能力也会下降,逐渐趋于常规值。 数据显示,与一季度末相比,比亚迪财险二季度末的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环比下滑超过2000个百分点。 此外,包括融通财险在内,广东能源自保、中铁自保、中石油专属自保、中远海运自保、鼎和财险等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其背靠能源类或交通运输类央国企股东业务资源,盈利能力出色,偿付能力也较为充足。 上述“富二代”险企之外,以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产险、大地财险为代表,这些规模优势明显、市场地位稳固的公司,其偿付能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波动幅度较小。 此外,上半年分别有锦泰财险、长江财险等通过增资成功“补血”偿付能力。其中锦泰财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从一季度末285%大幅提升528个百分点至813%;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68%上升为797%。 值得注意的是,在41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以及40家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环比下降的公司中,整体以中小型财险公司居多。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财险市场集中度偏高,而且市场格局基本固化,大公司在资本、品牌、数据、渠道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除少数强股东背景和专业公司外,其余中小公司有限的保费规模很难对固定成本进行分摊,大多呈微利或亏损状态,转型压力较大。 渤海财险、安华农险、都邦财险等8家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 按监管规定,偿付能力达标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二是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三是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截止9月14日,在85家披露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财产险公司中,有8家险企偿付能力不达标。 具体来看,珠峰财险、前海财险、都邦财险、安华农险、富德财险、渤海财险、华安财险风险综合评级均为C类。不过,这7家险企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在监管“红线”以上。 在8家财险公司中,仅有安心财险一家风险综合评级为D类。同时,其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均为-884.85%,三项指标均踩“红线”。 据悉,自2020年第四季度起,安心财险的偿付能力开始出现不达标的情况,至今已连续13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D类,连续14个季度偿付能力为负值。当前,公司已被责令暂停车险新业务,短期健康险也已无法经营。 前海财险的风险问题也较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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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谈判六年记

医保谈判六年记

(原标题:医保谈判六年记)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1月下旬,2024年国家医保谈判(下称“国谈”)结果即将揭晓,创新药从业者都在拭目以待。国家医保局曾在谈判前释放出医保基金紧张、对创新性要求更高的信号,但业内尚不清楚医保局愿意买单的“真创新”的边界。 在谈判结束后一周,国家医保局邀请了10家商业保险公司参加座谈,讨论医保数据如何为商保的发展赋能。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日趋加大的支付压力下,医保局开始为创新药主动拓宽商保支付路径。 在今年略显平静的医保谈判现场背后,医保与创新药的交织轨道似乎在悄然转向。 一家国内药企负责市场准入的吴新已经多次参加“国谈”,10月底,当他走进位于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谈判现场,听到谈判专家那句熟悉的开场白――“今天我们谈判了,谈判的规则你们也都清楚了,你们有两次报价的机会”――内心已经没有太多波澜。 吴新说,相比前几年行业里一提及则气氛严肃的“灵魂砍价”,医保谈判现已进入常态化阶段。 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成立以来,共组织过7次医保谈判,新增进入医保446个药品。协议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3400亿元,惠及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5000亿元。 不过,另一组数据也值得注意:2023年创新药占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约为3.2%,而同期美国这一数据是10%左右。 作为几乎是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唯一机会,能不能“国谈”成功,几乎决定了一家本土创新药企的生存:谈进了,通常放量明显,商业化也能更顺利开展,有了收入也能更好反哺到研发;谈不进去,通常意味着失去了进医院的机会,放量和商业化便无从谈起。 随着中国创新药成果不断涌现,“保基本”的医保基金,未来会越来越难以支撑创新药产业的发展。 谈判 10月底的北京还未进入严冬,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国谈”现场外,等候的药企很少,不同企业间的场外交流也少了,虽然也有不少药企的一二把手亲自到场――例如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阿斯利康中国区总经理赖明隆等,但总体而言,大部分企业代表在候场时的神情变松弛了。 “自己的成本线在哪儿是知道的。如果报到这个线还没有成,那就拉倒了。其他无非就是在成本线之上保一个高一点儿的价格。”吴新说,头一两年,不同谈判专家可能对尺度的拿捏不太一样,有些会比较严苛。但现在,谈判氛围总体趋于温和,“能谈判的药都经过了专家评审,临床价值已经被认可了,只要你的报价低于‘信封价’,医保局不会为难你”。 一家创新药企的副总裁张晓阳参加过好几次国家医保谈判,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上谈判桌的场景:谈判桌另一边坐的,是代表国家医保局的5位谈判专家,自己这边是公司3位代表,两边各有一位主谈人。双方每位代表手里都有计算器、几份纸质文件和笔――哪怕是1分钱的差别,放量后的累积数额也不小,因此谈判往往围绕几角几分来计议。 坐在对面的5位谈判专家,都是从地方医保部门遴选而来,谈判专家组组长提示报价开始后,张晓阳立即紧张起来。在正式报价之前,谈判专家组组长打开了一个信封,拆去信封上的封条,里面的纸上写了一个数字,5位谈判专家一一过目。 作为谈判的另一方,张晓阳当然无法得知这一数字,需要通过两次报价去猜。 若两次报价都比医保局给出的“信封价”高15%,药企直接出局――企业的报价必须低于“信封价”才能谈判成功。 “这对企业来说压力是巨大的,谈都没得谈了。”张晓阳说。 第一次参加国谈时,张晓阳的产品是一款抗癌药,同类产品已有竞品在医保目录内,且进入医保后放量明显。“在正式谈判之前,局里给的信号也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有竞品在目录内了,再纳入新的产品,价格肯定要有诚意。” 谈判时,张晓阳对面的谈判专家组组长在业内有“老法师”的称号,是一位谈判高手。过程中,“老法师”不时会说“离预期还有一点差距”“还需要再努努力”“希望给出更有诚意的价格”,紧张感持续攀升。 事实上,每年的医保谈判,不管是对药企,还是对医保方,过程都不轻松。全国各地遴选出的25名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分成5个小组进行谈判。虽然规定的每场谈判的时间是30分钟,但不少谈判要超时。例如,吉利德科学前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罗永庆在谈一款丙肝药时,就花了2小时。 上海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原处长龚波2020年担任医保谈判小组组长,3天一共谈了33场,大部分都在规定的30分钟内谈完,也有少数产品超出了谈判时间,“为了参保人员,如果觉得可能降,我再谈5分钟10分钟,绝对是值得的。” 张晓阳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医药行业尤其是创新药行业非常普遍。医保谈判是一年一度可以让自家产品进入医保的窗口期,机会难得。但药企面对的是国内最大的医疗支付方,如何报价才能保证进入医保的同时价格还不太低?谈判过程中抉择的压力巨大,企业界常有“谈判失败则整个负责团队离职”的说法传出。 经济观察报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