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资本矛盾深化(一)――关系异化与算法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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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月01月25日

(原标题:数字时代的资本矛盾深化(一)――关系异化与算法霸权)

数字时代的资本矛盾深化(一)――关系异化与算法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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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工厂纪律”到“数字牢笼”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时代不仅没有消弭,反而以更加尖锐和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最突出的体现之一,便是资本“关系本质”的深度异化。在工业时代,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要依托于工厂的物理围墙和线性时间的“工厂纪律”;而在数字时代,平台资本凭借对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垄断,构建了一种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算法霸权”,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二元对立”升级为“三元控制”,使劳动者陷入前所未有的“生物传感器困境”,导致了深刻的主体性消解。本文将从算法剥削机制、数据垄断下的阶级重构以及技术异化的哲学批判三个层面,深入剖析数字时代资本关系矛盾的深化。

一、算法霸权的剥削机制:从“剩余价值率”到“数字压榨率”

算法,作为数字资本的核心控制工具,其威力首先体现在对剩余价值剥削率的极致提升上。这种提升并非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而是通过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深度渗透和精准优化,实现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达到空前水平。

  1. 动态定价与“溢价黑洞”

在网约车、外卖等平台经济中,算法通过实时监测供需变化,进行动态定价。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市场规律的灵敏反应。然而,深入剖析其分配机制,便能发现算法的剥削本质。北京大学数字生态研究中心2024年的研究揭示,在早晚高峰时段,网约车司机实际收入仅占乘客支付总额的58%,平台抽成比例最高可达42%。算法模型会自动识别需求弹性高的时段和区域,将供需波动转化为平台的“溢价黑洞”――即大部分因需求激增产生的溢价并未流向提供服务的司机,而是被平台以算法自动调节的名义截留。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溢价时段,司机因拥堵等原因实际行驶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但时薪反而可能下降17%。这充分说明,算法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资本意志的数字化化身,其设计逻辑天然倾向于最大化平台利益,即便以加剧对劳动者剥削为代价。

  1. 行为监控与“效率暴政”

算法霸权的另一面是对劳动过程的严密监控和极致优化,将“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推向了数字极端。如特斯拉工厂的AI系统每秒分析2000帧工人动作图像,进行“动作合规性评分”;亚马逊的仓储系统通过传感器网络监控工人的行走路径、拣货速度甚至停顿时间。这种全景敞视式的监控,使劳动者完全暴露在算法的审视之下,其每一个动作都被量化、评估和优化。

美团骑手的境遇更是典型。算法根据历史数据动态设定送单量、规划送餐路线,不断压缩配送时间。骑手为了达到算法要求,不得不超速、闯红灯,承受巨大的安全风险和精神压力。北京大学2023年的研究显示,美团骑手的剩余价值率高达380%,远高于传统制造业平均140%的水平。然而,骑手的时薪增幅仅为18%,而其劳动产出(以送单量和效率计)却提升了400%。这一巨大反差揭示了算法剥削的隐蔽性与残酷性:产出效率的跃升主要源于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压榨式优化,而非劳动者技能或待遇的同步提升。活劳动(living labor)被算法分解为可量化、可优化的数据流,劳动者从“劳动主体”降格为“数据生成节点”和算法指令的执行者。

二、数据垄断与阶级重构: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封建主义”

算法霸权的经济基础是数据垄断。在数字时代,数据取代机器成为核心生产资料,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钥匙。这种垄断不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更深刻地重构了社会阶级结构。

  1. 全球垄断格局的技术固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的数据显示,全球1%的主体控制着85%的数字资产。这一惊人的集中度并非偶然,而是“算力资本化”的必然结果。亚马逊AWS、微软Azure等云服务巨头控制了全球65%的云服务市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数据存储成本中有73%实际上支付给了这些跨国平台作为“数字租金”。这种格局被学者称为“数据封建主义”。平台巨头如同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凭借对关键生产资料(数据与算力)的垄断,构筑起极高的市场壁垒,使广大用户、中小企业和甚至国家在数字空间中处于依附地位。

“赢者通吃”效应在数字时代被算法锁定和数据网络效应无限放大。例如,亚马逊通过跨界并购14个行业形成生态闭环,使得后来者几乎无法挑战其垄断地位。这导致了“数据资本化→垄断强化→竞争抑制”的恶性循环,窒息了市场活力与创新。

  1. 国内鸿沟与区域失衡

数据垄断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国际层面,也深刻作用于国家内部。中国的“数字鸿沟指数”为0.38,西部农村网络渗透率仅为41%。尽管国家推行“东数西算”工程,利用西部绿电优势降低算力成本(西部数据中心PUE可降至1.1,优于东部的1.25),但在算力收益分配中,西部地区仅获得30%。这表明,即便通过国家工程优化资源配置,数据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平台资本的利益导向,仍然可能导致收益分配向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东部地区倾斜,加剧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失衡。

更深层次的是阶级重构。传统的“资本家-工人”二元结构,演变为“数字寡头-算法附庸-数据生产者”的复杂图谱。作为原始数据生产者的广大用户和劳动者,其产生的数据价值被平台无偿或低价占有,而在分配体系中处于最弱势地位,形成了“原始数据生产者(用户/劳动者) → 平台数据池 → 数据加工权垄断 → 数字寡头”的剥削链条。

三、技术异化的哲学批判:从“主体性消解”到“生存意义剥夺”

数字资本关系的异化,最终指向人的主体性危机,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1. “生物传感器”困境与主体性消解

劳动者在算法监控下,其主体性被双重剥夺。一方面,其“生物自我”(拥有情感、肉身的个体)在算法的规训下,被迫适应一种高度标准化、高强度、高压力的劳动节奏,沦为生产线上的一环。另一方面,其行为数据被持续捕获,生成“数字分身”,这个“分身”成为平台资本增殖的原料,而劳动者对其却毫无控制权。如此便形成了“数字资本增殖闭环”:数字资本增殖闭环 → 算法规训与数据垄断 → 赛博格化劳工(行为数据化与社交痕迹商品化) → 私有数据资产 → 区块链确权失效 → 平台圈地运动 → 算法优化迭代。在这个闭环中,劳动者沦为“生物传感器”,其活劳动和生命活动被彻底物化,主体性消解殆尽。

  1. 抵抗形式的嬗变与算法民主化的呼唤

面对算法霸权和深度异化,劳动者的抵抗形式也从工业时代的集体罢工、工会谈判,转向更具个体化、隐蔽性的“弱者的武器”,如外卖骑手通过“刷单”、“挂机”等策略进行日常反抗,或更极端的“躺平”哲学。这反映了在算法阻隔劳动者协作(如外卖骑手抢单排名制造原子化竞争)的背景下,集体行动变得异常困难。

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药理学”(Pharmakon)理论为此提供了深刻洞见: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区块链本可建立去中心化信任,实现数据确权和收益共享,却可能被资本收编,沦为比特币高耗能挖矿的工具;AI本可解放人力,创造丰裕,却通过算法霸权加深了剥削。这一悖论揭示了,技术的后果取决于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打破数字异化闭环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摒弃技术,而在于推动“算法民主化”和构建“数据公有制”,将技术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四、中国实践的应对:重构关系,制衡霸权

面对关系异化和算法霸权的挑战,中国的治理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重构生产关系、制衡平台权力的探索。

  1. 算法监管:嵌入人本干预

国家网信办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是重要的制度回应。其核心条款直指算法霸权的要害:第七条《禁止算法歧视》 要求建立保护机制,如外卖平台对妊娠期女性的特殊派单保护;第九条《数据溯源》 要求训练数据来源透明可追溯,防止数据偏见;第十一条《人工复审》 强制要求在自动化决策中建立人工复审通道。2025年新增的算法审计制度,要求平台企业季度披露歧视性参数修正记录。这些措施试图在算法的自动化运动中重新嵌入人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考量,是对算法绝对控制权的一种制衡。

  1. 数据确权:破解私有制垄断

深圳数据交易所探索的“三权分置”模型,尝试在法律层面确认数据来源者(用户/企业)对原始数据的持有权及收益权(占70%),这动摇了平台私有制垄断的根基,为构建更加公平的数据生产关系提供了产权基础。其目标正是将劳动者从被动的“数据原料”提供者,转变为能分享数据增值收益的主动参与者。

结语

数字时代资本关系的异化与算法霸权的崛起,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激化表现。它通过极致的效率提升和隐蔽的控制方式,实现了对剩余价值剥削率的空前提高,并重构了全球和国内的阶级格局,导致了深刻的主体性危机。然而,技术本身并非命运。中国的实践表明,通过强有力的算法监管和数据产权制度创新,有可能对资本关系进行引导和重塑,制约平台权力,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在数字牢笼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数字文明能否实现其赋能人类、促进解放的初衷的根本性社会命题。打破“数据封建主义”,走向“数字共和国”,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主权归于社会,算法逻辑服务于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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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A股五大险企负债端持续改善 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03%

上半年A股五大险企负债端持续改善 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03%

  截至7月17日,A股五大险企上半年保费数据全部出炉,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共取得原保险保费收入(以下简称“保费收入”)1.76万亿元,同比增长3.03%。与此同时,7月17日,A股保险板块大幅上涨,个股全面飘红,其中,中国太保当日上涨3.79%,股价创年内新高。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保费增速持续向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负债端来看,今年1月份、前2个月、前3个月、前4个月、前5个月以及上半年,A股五大险企合计保费收入同比变化分别为-2.58%、-1.38%、0.96%、1.5%、2.19%以及3.03%,负债端持续改善的趋势十分明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实现保费收入4896亿元,同比增长4.1%;中国平安实现保费收入4812.68亿元,同比增长4.66%;中国人保实现保费收入4272.83亿元,同比增长3.34%;中国太保实现保费收入2661.87亿元,同比增长2.37%;新华保险实现保费收入988.32亿元。   五大上市险企中,中国人寿和新华保险只经营人身险业务,其他3家为集团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同时经营人身险和财产险业务。上半年,A股五大人身险公司保费同比增长2.12%。其中,平安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最高,为5.1%;中国人寿次之,为4.1%。   财产险业务方面,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和太保产险保费同比增速分别为3.68%、4.06%、7.70%,3家险企上半年保费收入之和为5854.21亿元,同比增长4.54%。   新华保险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半年,公司聚焦价值增长,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转型,个险渠道实现考核价值、十年期及以上期交保费,以及首年期交保费三项核心业务指标正增长。同时,其大力推动核心渠道队伍绩优化转型,绩优人力规模及人均产能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上半年业绩有望改善   负债端的收入持续改善,成为支撑上市险企上半年业绩的一个方面,目前险企上半年投资端的业绩尚未公开,不过业内人士预计上半年整体有望比去年同期改善。   例如,国君非银金融团队认为,为匹配长端利率下行导致的固收息差收入下降,叠加新会计准则下险企加大FVOCI(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配置来平滑利润表,上市险企普遍加大了对“类固收”红利资产的配置,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因此,预计上半年上市险企净利润增速较一季度将有所改善。   国联证券非银金融分析师刘雨辰也认为,受益于权益市场预期改善、房地产风险逐步化解,今年二季度保险投资收益有望同比改善,进而推动净利润的改善。   新华保险表示,其上半年在投资端方面较好,公司加强投资布局,准确把握投资机会,一季度实现年化总投资收益率4.6%,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6.7%,在A股、港股和权益类基金品种的收益率均表现较好。   对下半年的预期,信达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舫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看好保险板块在负债成本不断调降和资产端伴随经济企稳带来的估值弹性。在固收投资方面,固定到期类利息净投资收益整体稳健增长,其主要投资压力来自于新增配置,但存量仍能稳健贡献票息;在权益投资方面,新“国九条”等资本市场改革举措以及宏观经济企稳下,权益投资有望带来更好的总投资收益弹性。   另一位券商非银分析师对记者表示,从负债端来看,监管部门持续引导寿险行业压降负债成本,通过调降产品预定利率、推进“报行合一”以引导保险公司压降负债成本。同时,在监管加强车险费用管控、扩大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背景下,车险费用率、赔付率均有望改善,财险COR(综合成本率)有望同比改善。   从资产端来看,上述分析师认为,资产端环境改善有望推动险企业绩和估值同时向好。下半年,权益市场有望回暖、房地产风险有望逐步化解、长端利率企稳,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有望改善,这将缓解市场对保险公司利差损风险的担忧,也将支撑保险公司改善短期净利润。预计2024年上市险企的净利润增速将逐季改善,后续随着利差损压力缓解、净利润增速持续改善,保险板块的估值也有望进一步修复。...
大额回购、高管增持、大比例分红组合拳 保险股能否成为高股息策略“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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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孙诗卉 上海报道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港交所权益披露资料显示,在7月15日增持222万股友邦保险股份后,友邦保险集团CEO兼总裁李源祥(Lee Yuan Siong)当前股份总数达842.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该持股总数较李源祥2023年年底时的持股总数680.99万股增长近161.55万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市值管理持续:高管增持、股份回购叠加大比例分红 事实上,上市公司高管增持一直被视作增强投资者信心、提振股价的有效手段。例如,万科于7月15日公告,万科骨干管理人员自筹资金2亿元,委托第三方通过信托计划自愿增持公司A股股份;华夏幸福发布公告表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拟自2024年7月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险企方面,中国太保原总裁傅帆(现董事长)也曾分别于2022年5月20日和2022年5月23日增持公司H股股份27800股和12000股,买入平均价格分别为17.24港元/股和17.7港元/股,合计增持金额约69.17万港元。 业内认为,高管增持通常意味着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改善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预期。 有趣的是,与其他企业的增持操作相比,友邦的操作更偏向“少量多次”。在多次操作下,友邦保险集团CEO兼总裁李源祥(Lee Yuan Siong)今年以来持股总数较23年底披露的680.99万股增长近161.55万股,总数达842.54万股。 除了高管的持续增持,友邦的百亿回购计划也仍在进行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到,自友邦保险2022年宣布百亿美元回购计划以来,截至7月18日,百亿股份回购计划回购金额已超9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亿美元回购计划进度接近八成的时候,友邦保险又在四月底宣布,百亿美元回购计划将在原计划基础上额外增加20亿美元的回购股份,并将在未来12个月完成。 据统计,截至7月18日,友邦百亿美元回购计划回购规模已经超过91亿美元(按照1美元兑换7.8099港元计算,因汇率波动可能存在误差,本文美元数额均为估算)。按照原本的百亿美元回购计划,该进度已经超过90%,不过在增加20亿美元回购金额后,友邦仍将继续回购数十亿美元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码回购计划的同时,友邦还同时宣布以每年自由盈余净额的75%作为目标派息率。自2024年起,将每年通过股息和股份回购向股东返还资本。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一系列资本管理政策整体超预期,体现了公司的治理能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表明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而这与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高股息价值投资策略不谋而合。 近年来,高股息策略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和投资机构的选择。业内认为,在市场预期转弱、单边下跌或震荡时,“避风港”属性尤为重要。中信建投在研报中表示,由于高股息公司特有的财务表现优异、现金流充沛、盈利能力稳健等一系列特点,且此类标的大多为市值较大,股价波动幅度较小的银行股、公用事业股、周期资源股龙头等,因此当整个市场经历不可预期的恐慌或危机而表现疲软时,高股息策略防御属性显现,突显出“熊市抗跌”的特性,同时还能获得可观的分红收益。 加大分红力度 保险股发力“高股息” 近年来,各大上市保险公司正在努力打造自身的“避风港”属性,尤其体现在打造高分红属性上。在新“国九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上市保险公司加大了分红力度。 5月25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将在公司2024年半年度具有可供分配利润的条件下,实施2024年度中期分红派息;6月26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接连发布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而在此前,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A股上市五家险企中,只有中国平安每年两次分红,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则每年分红一次。 长江证券在研报中表示,中期分红能够实际在2024年内发放,相当于年内到账1次上年度股息和1次本年度中期股息,可以拉升短期的股息率,这对部分高股息策略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险企的中期分红有利于吸引增量资金进入保险股板块。 除了今年增派的中期分红,头部上市险企去年分红水平均保持高位。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A股上市五家险企分红率均超三成。2023年,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超755.20亿元,平均分红率达45.63%,五家险企分红率都在30%以上。 从分红金额来看,中国平安在五家上市险企中最高,高达440.02亿元。该公司拟派发2023年末期股息每股现金人民币1.5元,全年股息为每股现金2.43元,同比...
考察日本后,三位中国养老院院长学到了

考察日本后,三位中国养老院院长学到了

(原标题:考察日本后,三位中国养老院院长学到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7月下旬,由乐link养老助推器发起组织,国内多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和养老专家组成了一支十余人的团队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此行,他们希望寻找到国内养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和新的商业模式。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为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在197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又进入到超级老龄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老龄化的程度还在进一步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30%以上。如何应对老龄化成为日本过去五十多年一直在探索的议题。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几年,国内也开始面临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压力。2013年,中国迎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元年,而十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3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7亿人,占总人口的21.1%,这样的老龄化程度与1994年的日本相近。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养老行业的发展路径和现状对国内养老服务行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也吸引了国内大量养老机构负责人前往日本参观考察其养老体系的建设。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内养老机构在总体规模和硬件设施上已经超越日本,但在精细化服务层面,与日本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而言,国内部分养老机构更侧重于外在规模的扩张及配套设施的完善,而日本养老机构则更加聚焦于通过配置设备、环境营造与服务进行深度融合,来关注满足老年人的内在需求,确保他们都能有尊严的生活。 南京银杏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友凤发现,中日最主流的养老方式都是居家养老,但国内为居家老人提供的服务种类和数量相对欠缺,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这背后离不开一整套社会体系的搭建。 13年前,乐link养老助推器发起人、乐龄社区养老创始人王艳蕊首次踏上日本考察之旅。那时,她感受到中日两国在养老服务行业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很多在日本已经成熟的养老业态在国内难以实现,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一系列变革,包括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政策的落地以及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推进,这些变化逐渐改变了她的认知。 王艳蕊认为,日本相对低价的老年公寓模式,在国内未来很可能拥有巨大的商业前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老人需要的,也是包括老年公寓在内的普惠型养老服务。同时,她也提醒需警惕养老机构“炒概念”的现象,即过于关注设备更新或智能养老技术的应用,而忽视了养老服务的本质——以人为本。她强调,在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时,应给予老人有温度的关怀。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人口述整理) 袁治:养老机构如何做到精细化服务 这是我第一次前往日本考察,虽然此前在不同场合和养老同仁们聊过日本养老服务的精细化,但百闻不如一见。 一圈观察下来,可以说国内养老机构规模、硬件设施等早已超过日本。国内多数养老机构床位数都在300张以上,而日本大多数养老机构床位都在100张以下,办公场所也相对较小。 但日本通过精细化服务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多年从事养老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很忌讳被别人认为“老了、不行了”,如何做到关爱无痕,避免在服务过程中因被定义为“老了,不行了”,而给老人带来心理压力与伤害,这也是国内养老机构一直在摸索和努力的方向。 以餐饮服务为例,针对超高龄或者半失能和失能老人,国内养老机构一般会用料理机将食物打碎,再以流食的形式喂给老人。受限于老人的咀嚼、吞咽功能,护理员只能给老人喂流食,但流食看起来很难吃、味道也一言难尽,老人生活普遍缺乏幸福感。 而日本养老机构就很在乎这一点。日本的护理员会在流食中加入少量的增稠剂,再放进各种形状的模具中,将流食做成小鱼或小熊形状,让吃饭这件事变得很有仪式感。 日本养老机构在环境设施上,也会尽量为老年人营造适合生活的友善环境。比如家具旁的扶手、无障碍上坡通道的设立等。相比于随时随地扶着老人,机构会尽量尊重和维系老人的生存能力。 除了精细化服务之外,精细化管理也是日本养老机构的一大特色。 在养老机构区域划分上,与国内大多数养老机构普遍采用的类似大学宿舍的混住模式不同,被考察的日本养老机构采取了单元化管理的方式,每个单元仅容纳7至10位老人,且每个单元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包括失智老人区、日间照料区等。同时,老人的洗澡次数、被褥更换次数以及指甲修剪次数都被记录在册。 与国内的长期护理险类似,日本从2000年起开始实行“介护保险制度”,在获取居家护理服务或者养老机构服务时,所有老人只需支付约10%的费用。 在国内,只有老人进入中度或重度失能状态,才能享受长期护理险制度。日本则根据老人不同的身体状况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进而决定所有老人可享受的不同等级护理服务——日本的介护等级从轻度到重度可分为自立、要支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