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就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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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山深处的就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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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就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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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雨菲、徐艺萌 指导老师：陈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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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脉的褶皱里，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关庙村的晨雾总比太阳起得早。晒谷场边的石碾子上，常坐着几个揣着药瓶的老人，有的摩挲着玻璃药瓶上模糊的标签，有的袖口卷着，胳膊上还留着刚测过血压的红印。
村里的账簿上记着些数字，像撒在山路间的石子，硌在老人们的日子里――144名慢性病患者里，过半是65岁以上的老人；71个糖尿病患者中，21个守着空屋等儿女电话，6个连药杯都端不稳；44个癌症患者的名字旁，12个标着“留守”，4个写着“独居”。这些数字从不说话，却藏在每个清晨的咳嗽里，藏在药盒被反复摩挲的边角上。而关庙村的就医路，就在这盼与怕之间，铺出了些让人心安的褶皱，也留着些绕不开的坎。
有医有保看病易
2021年7月的傍晚，关庙乡的暑气还没褪尽，56岁的唐奶奶在浴室里拧开水龙头时，头突然一阵发沉，眼前黑了下去。她的身子重重摔在瓷砖上，这声闷响惊动了隔壁屋的邻居。谁家有个动静，亲戚们总比远在外地的儿女先听见。
邻居撞开浴室看到倒地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就拨打了乡医院的电话。“这里有人晕倒了，赶紧来看看！”两分钟不到，乡医生就背着医药箱赶到了。医生对唐奶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检查，然后告诉唐奶奶的家人赶紧把她送到县医院去，并给县医院医生打了电话，告知了唐奶奶的基本情况。
乡间的夜路颠簸，面包车在山路上拧着弯往县城赶。一个多小时后，车刚停在县医院急诊楼前，医生们已经推着抢救床等在台阶下，没让抬着唐奶奶的亲戚多跑一步，直接就往抢救室送。后来唐奶奶才知道，就因为乡医院提前打了那个电话，县医院的急诊早就备好了心电监护仪，连床位都留着，唐奶奶到后直接送进了ICU。
经过检查后，医生安抚唐奶奶只是心肌扩张不必太担心，配合好药物治疗，后期不会有问题。
唐奶奶的儿子在外地打工，接到消息连夜赶回来时，担心县医院检查得不精细，想要带唐奶奶去省城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体检。
在县医院已经花费了7000多元，唐奶奶不愿再多花钱，但唐奶奶的儿子说他还是不放心，只有去省城医院再做次全身检查，没有问题后他才放心离开。最后唐奶奶还是拗不过儿子，去了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10天大概花费了15000元。唐奶奶皱着眉头说，“这是我老伴儿大半年的工资。”唐奶奶的儿子安慰她说，不用担心，住院能报销45%。唐奶奶听到这个报销比例，松了口气。
在关庙村，留守老人不仅有医疗保险帮衬，村医院的林医生也经常上门走访。谁家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林医生就径直上门，掏出血压仪缠上胳膊，捏着血糖仪的试纸条递过去，给村里的老人进行简单检查，测测血压和心率。每次林医生回到村医院，药箱里的记录本又多了两行字，记录着看病问诊的老人的病情以及用药的注意事项。
村里大半老人不识字，药盒上的说明书像天书，难以理解。他们就揣着这些纸片往村医院去，递到林医生眼前询问。林医生从不嫌麻烦，耐心地指着字一个个念，用着不太熟练的村中方言嘱咐着老人，哪个是饭前吃，哪个是吃两片，又担心老人们记忆力不好，还在药盒上直接标好用药时间和剂量。
如果真的有老人病情严重需要县医院转院的情况，乡医院也把路铺得顺顺的。老人揣着病历本过去，医生们耐心地给老人讲解，在转诊单上一笔一画地填信息、盖公章，叮嘱着“这样转过去，报销能多些，也不用挂号”。等老人们到了县医院，不用对着操作复杂的挂号机犯愁――乡医院提前打好了招呼，到转诊窗口交个转诊单，就能直接找到对接的诊室，省了不识字的窘迫，也少了来回跑腿的劳累。
这些便利，不花哨，却像村口的老槐树，稳稳当当地守护着老人们的日子。
无钱无援治病难
关庙村的就医路，在铺平一部分褶皱后，也不着痕迹地显露出弯曲的坎，那坎上有沟壑，有碎石，让村里的老人摸不清看不透，走起来不踏实。
安徽省金寨县关庙乡政府便民服务中心的宋婷，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不少村民。一位75岁老奶奶的经历，让她印象很深。
这位老奶奶脑里长了肿瘤，但她一直没去医院检查。宋婷婷后来了解到，老奶奶是怕去医院花钱，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直到今年，身体实在撑不住，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去做了检查。结果出来，是良性肿瘤，这算不幸中的一点安慰――医生说可以做手术。
可新的难题又跟着来了。医生提到，老奶奶年纪大了，手术存在风险，有可能出现醒不过来的情况。这话让老奶奶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手术费用要二十多万元。老奶奶和老伴儿一年到头就靠家里养的一只猪换点钱，根本没存款。家里两个女儿也是家境一般，这笔钱她们也拿不出来。
宋婷说，这样的情况不是独一个。她记得前几年，还没有医保异地办理政策的时候，村里不少老人在外省患病后，都会特意回老家里的县医院治疗。其实原因很实在：老人们的医保都是在老家参保的，普通慢性病患者回县里医院住院能报销60%。对本就不宽裕的他们来说，这笔账是不得不盘算的。
关庙乡这个小村子里有一处不大不小的旅社。旅社的主人詹奶奶也有本自己看病治病的“医药账”。詹奶奶家的堂屋还摆着半截褪色的墙纸，是前几年开旅社时换的。泛黄的墙纸上沾着些擦不掉的油渍，像她中风后不复从前的身体――那场病不仅让她不能再继续干活，还让楼下三间客房彻底空了。
“以前住满时，一天能收百八十块，够我和老詹生活了。”她坐在藤椅上，说话时右边嘴角略微发颤，左边却纹丝不动。阳光斜斜落在茶几上，不同的药瓶歪歪扭扭地立在掉漆的木桌旁：有治中风的，有降血压的，还有几片花花绿绿的，是后来添的抗焦虑药。
药费成了新的窟窿。大大小小十几种药，一个月大概三百多，焦虑症的药品还不报销。药费压弯了两个没有收入的老人的脊背。因为生病，旅店无法正常经营下去，眼看着来住店的旅客一点一点减少，詹奶奶心里又难受又自责，最后还得了焦虑症。为填补昂贵的医药费带来的巨大窟窿，她和老伴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存折取空了。詹奶奶闲来无事会挪到窗边，望着楼下锁着的客房门。“要是没得病，”她顿了顿，终于慢悠悠地说出来了句，“要是旅店还能好好开着，存着的积蓄也不至于一下子全没了。”
除了詹奶奶这类留守老人遇到的普遍问题外，关庙村里的大药房也是村里老人“过不去的坎”。大药房的药种类较多，村里老人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等不是特别严重的病，都会去大药房买药，方便省事。可是开药房的老人去世后，药房就变了模样。老人的子女不指望药店赚钱，也无暇经营，药店成了自动售卖的形式。但村里大多数老人不识字，自己去买药不知道买哪个，有些老人也不会手机支付，渐渐地，去大药房的老人就少了。
这里的就医路，有村医难以踏平的沟壑，也有老人迈不过的识字坎；有跨省车票上沉甸甸的重量；也有药房里沉默的药盒。但关庙村的山风里，总飘着些让人安心的东西。是村医药箱里的血压器，是乡医院转诊单上的红印章，是老人手里攥着的医疗保险报销单，更是有人愿意陪在他们身边，把“难”一点点掰碎，把“便”一点点铺长。这条就医路，还在被脚步丈量，被日子打磨，就像大别山里的石头， 粗糙却结实，带着人间的温度，往更远的地方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