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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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7月26日

(原标题:心理学|“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

心理学|“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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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这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放在心理学上,来说明对心理边界的捍卫,简直不能再贴切。

上周,一位来访者,我们姑且称呼她小敏吧,她的烦恼是“同事总让我帮忙做他的报表,我明明自己忙得焦头烂额,可每次拒绝的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尽量试试’。结果他的需求越堆越多,我的崩溃也终于爆发。”“为什么我连说‘不’都这么难?”

小敏的烦恼并非个例。生活中,太多人把“不”说成了“可能”“再想想”“我尽量”――就像一扇虚掩的门,对方推一推就能进来。这种软沓沓的拒绝的背后,往往藏着三种深层的恐惧:

一种恐惧是对冲突本能地逃避。人类大脑对冲突有着天然的警惕。当我们预见到拒绝可能引发对方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失望、指责,大脑会迅速启动“安抚模式”――用模糊的回应换取暂时的和平。就像小敏担心:“如果直接拒绝,同事会不会觉得我自私?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服从团队?”

一种恐惧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如果我说不,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好?”这种声音背后,是童年时期形成的“条件式自我认同”――只有满足他人需求,才能获得认可。比如总被夸“懂事”的孩子,会把“拒绝=不被爱”刻进潜意识,成年后便用妥协换取安全感。

一种恐惧是对失控的深层焦虑。拒绝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关系平衡,而人类对“失控”有着深刻的恐惧。就像一个站在泳池边的新手,宁愿被教练一脚踹下水,也不敢主动跳下――因为未知比确定的痛苦更让人害怕。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体验,本质上是由语言划定的边界决定的。当一个人无法清晰地说出“不”,他的心理边界便如同没有围墙的花园――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闯入,践踏他的时间、精力与情绪。

当我们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这堵“墙”的构建包含三个关键的要素:

1. 明确性:不含糊的信号

一堵墙不会因为对方的敲门而松动分毫。当我们说“这个忙我帮不了”,而不是“我尽量试试”,就是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我的边界在此,无需试探。清晰的拒绝反而能减少对方的焦虑――因为对方不必花费精力猜测你的真实意图。

2. 不可穿透性:拒绝不是谈判的起点

墙不会因为对方的坚持而打开缺口。真正的“墙式拒绝”,需要我们克制“解释过度”的冲动。比如面对同事的请求,只需说“抱歉,这次真的没时间”,而不必补充“除非你明天能帮我做PPT”――后者已经让墙出现了裂缝。

3. 自我确定性:拒绝是为了更好地接纳

拒绝的本质不是对抗,而是为了保护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当我们坚定地说“不”,其实是在说:“此刻的我,更需要守护自己的能量/时间/原则。”

建立“墙式拒绝”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像建筑师一样,一砖一瓦地搭建自己的心理边界。以下三个练习或许能帮你迈出第一步:

练习1:给“不”一个具体的形状

下次想要说“可能”时,试着把它替换成一个具体的拒绝句式:“我理解你的需求,但这次我无法帮忙”“这个请求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你会发现,具体的语言会带来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就像给边界砌上了一块坚实的砖。

练习2:预设对方的反应

恐惧往往源于想象中的糟糕后果。不妨提前设想:“如果我说不,同事可能会生气,但他真的会因此记恨我吗?”“如果拒绝朋友的聚会邀请,她会不会觉得我不重视友情?”多数时候,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后果远没有想象中可怕。

练习3:每天划定一个小边界

不必一开始就拒绝所有不合理的要求。可以从微小的场景开始练习,比如:“今天不想回复工作消息,就把手机调成静音”“朋友借钱时,明确说出‘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每一次小小的坚持,都是在为心理围墙。

当我们学会像一堵墙那样说“不”,不是变得冷漠,而是终于明白:真正的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真正的温柔,是有边界的温柔。那些因为我们的拒绝而离开的人,本就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而那些愿意尊重我们边界的人,才是值得珍惜的关系。(韩明丽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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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

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

(原标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6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全文公布。二审稿相较一审稿在立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对一审稿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例如“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文,以及授权公安机关采集违法行为人和被侵害者生物信息的条文,甚至是“侮辱谩骂警察”的条文,二审稿几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一审稿中所体现出的部门立法倾向,二审稿同样进行了一定纠偏。 但从整体来看,二审稿还有可以改善修改的空间,例如处罚圈的明显扩大、处罚幅度的明显提高、程序约束机制的明显松弛,二审稿并未完全予以纠正。而实践中呼声很高的有关治安违法记录的消除问题,二审稿同样没有涉及。 治安违法记录就是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客观记录。我国的犯罪附随效果至今都相当严苛,只要是受刑人员,无论其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不仅会有行业进入、资格受限、利益减损的惩罚,其犯罪附随效果甚至会殃及其亲属家人。 与犯罪记录一样,虽然目前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证券投资经纪法》等为数不多的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对违法前科者的资格限制和行业禁入,但违法记录的影响却远超人们想象。实践中,除了会确定性地影响当事人的入学、就业、入党、参军、晋升外,有无违法记录甚至还会被作为能否担任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能否悬挂退役军人光荣牌、能否参选村干部、能否进入专家库的前提。与其影响程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违法记录的记载、在错登时当事人是否可要求更正,甚至是为了摆脱持久的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有违法记录者可否要求行政机关彻底删除这些违法记录,在法律上都几无规范可循。 从法律明确规定来看,治安违法记录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行政处罚的量罚基准和刑事制裁的酌定情节。对于前者,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从重处罚”,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考虑处罚基准时,必须考虑当事人此前六个月是否已有违法行为;对于后者,例如《刑法》第153条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意味着此前是否受过治安管理处罚会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除了上述明确的规定外,违法记录更重要的功能是对有前科者的特别预防,即这些人因此前有过违法行为,所以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此要对其予以特别标注和特别盯防。这种特别预防的目的首先是公共安全和社会防卫,其次也是通过在常规处罚之外,再对其施加资格限定和行为禁止的惩罚,使违法行为人记住教训,进而达到“小过不生,大罪不至”的治理效果。但这种为个人终身贴上违法标签,也意味着将其永久地推向了社会对立面,同样会对其社会复归造成严重障碍。 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稿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违法记录封存问题,“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所谓封存,是通过控制和限缩违法记录的查询机制,通过禁止查询、披露和使用,来间接达到违法前科消灭的效果。 但一审稿的这条规定又存在明显局限:首先,规定仍旧允许“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但“有关单位”范围不明,很容易在实践中被不当扩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违法记录的封存仅限于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而言,其仍旧可能要终身背负违法标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治安类违法案件大概是800万起,这也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违法记录之苦。所以,从法律上的权利保护角度,我们呼吁《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接下来的修改中能对人数如此庞大的人群的呼声有所回应。如果彻底清除目前还较为困难,那至少可以在法律中规定限制查询,即学校、用人单位等部门只有在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时,才可对当事人的违法记录予以查询,而不是随便就让当事人出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对于那些曾犯罪的人,国家不仅会削鼻断臂,甚至还会在脸上刻字以示羞辱。这种野蛮的做法早已被现代法治所废弃。可让当事人终身背负违法记录,并持续地对其进行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隐蔽的“墨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法律应该给人更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应一旦有错就将其终身禁锢在数字监狱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