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时代的父母，格差社会的孩子

（原标题：内卷时代的父母，格差社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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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有一半人能读高中”的中考，到虽然学历贬值但仍极度残酷的高考，中国孩子面对的内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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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卷并不仅仅考验孩子的智商和耐力，也考验家长。“拼家长”拼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投入，还要拼家长的知识结构、眼界见识，更重要的是拼时间。时间也不只是用来辅导，更关键的是沟通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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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社会，一向热衷于竞争的美国社会也是如此。美国学者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中提到，要想得到好的就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去了一所‘正确’的学校，进而拥有‘正确’的人脉”。在美国社会，大学教育尤为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未来社会阶层的归属。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也总结道：“一个以文凭为形式去生产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的兴起，是造成二十世纪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主要力量。”

当然，美国的内卷并不局限于文化课的成绩，而是更为广泛。因此，相比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看重，美国中产家长在“鸡娃”道路上的投入更加多元化。调查研究显示，美国的优秀雇主在录用员工时，不仅仅会看学历，也看重曲棍球、壁球和赛艇等课外活动。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日后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的一员，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不过内卷也有程度之别，相比美国，中日韩的内卷程度才是真正的“全球领先”，牵动着孩子，也牵动着孩子背后的整个家庭。正如《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一书所呈现的那样，一个孩子的未来已经不再由他个人的努力决定，而是取决于父母的实力。“父母的财富”和“父母的教育愿望”决定了儿童的教育背景以及未来的社会地位。

《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日 志水宏吉 |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1月

当然，书中提到的“教育资本”并非单纯的金钱堆砌，而是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者交织而成。这一概念来自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经济资本指金钱和资产，社会关系资本指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资源，即关系网或者交际圈这类词所指的范畴，文化资本则可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理解，一是制度化的形式（学历及其他教育资格证书），二是身体化的形式（个人的习惯和性情倾向），三是客体化的形式（书本、乐器、古董艺术等）。

《父母格差》中写道：“被各种资本尤其是被文化资本眷顾的孩子不仅能很好地适应学校文化，还能顺利完成优良的教育。与此相对，没能被文化资本眷顾的孩子很容易在学校教育中遭遇失败。他们无法把学校里通用的潜在游戏规则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很难对规则做出恰当的回应。”

从“精英主义”向“父母格差”社会转型

所谓“格差”，就是差距的意思。《父母格差》的译者高璐璐曾提及，她最初想到的中文书名翻译是“拼爹的时代”，但嫌其太过直白粗暴，所以选择了“父母格差”。但不管使用哪个标题，简体中文世界的读者都会明白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孩子的前途不是由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的实力来决定”的时代里，父母和孩子，该何去何从？

《父母格差》指出，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词主要指向家庭教育环境差距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当下已经进入了从“精英主义”（“优绩主义”）向“父母格差”社会转型的时代。

《父母格差》提到，过往许多日本女性结婚后不工作，但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出来工作，而且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多是小孩子上初三的时候。这是因为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高中必须上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有学习计划制定的自主权，有利于孩子针对想进的大学进行有效复习。但公立与私立学校费用差异极大，私立学校不光学习费用高，培养全面素质的时候，也需要花更多钱，用于校外活动费用。

这就导致大多数公立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弱，学校教育条件、学习环境、师资水平也不断下降。从1980年代至今，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孩子高中一定要送到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会自暴自弃，也会受到若干来自政策指导的限制。

2017年，根据经济学家橘木俊诏的推算数据，如果一个孩子所有学校都读私立，而且考上了私立医学大学，还一个人租房住，全部经费会达到4700万日元，对于一般日本家庭来说堪称天文数字。即便走花费最少的路径（一路读公立学校，从家里走读国立大学），总花费也需要1060万日元。

这种趋势也让“拼家长”成为主流，每个家庭都为孩子倾其所有，但结果却各不相同。志水宏吉写道：“他们在之后的人生里，可能会因缘际会地在某个场合相遇。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极其渺茫。在不同家庭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差距会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框架下继续被拉大，最终踏入截然不同的社会圈层。他们会住在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过着不同的生活。我不能断言他们完全没有交集，但还是明白他们将来可能不会有任何接触。”

这也正是“父母格差”的结果，志水宏吉引用英国教育学家菲利浦・布朗的说法：在拼家长的社会里，“家庭的财富和父母的期待”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不是“学习能力低下”，而是“学习能力差距扩大”

《父母格差》通过大规模调查结果，得出“所谓‘学习能力低下’其实反映的是‘学习能力差距扩大’”这一事实。

志水宏吉以“双驼峰化”这一概念来呈现中小学生的现状。以往的“单驼峰”时期，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分布只呈现出“会学习”和“不会学习”两极分化的倾向。而当下的“双驼峰”则与孩子们的家庭背景紧密相关，即“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对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

不仅仅脑力学习如此，连体力上也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2021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孩子们的体力差距》，探讨了“体力两极分化”与“学习能力两极分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极大地影响着体育运动机会”，同时“呈现出向近代之前的体育运动回归的倒退趋势”。所谓“近代之前的体育运动”，是指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能享受到有趣和快乐的体育运动。

这种社会的差异性，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去轻易改变。过往的日本，因为早期经济政策刻意强调的平等，制造了“一亿总中流”，即占据日本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但近20年来，这一共同体想象逐渐解体。所谓的“一亿中间层”在生活水准和愿景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越来越分化。这一情况在教育体系中也有体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个体的失败是阶层固化的结果，甚至无法改变。

在整个东亚，固化现象都是客观存在。原生家庭的资本在小学甚至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发挥作用，从初中到高中，从大学到就业，成功或掉队的原因很多时候并不完全因为孩子自身，也因为父母的财力和认知差异。

而且，在格差社会里，世俗意义的“成功”越来越像独木桥，能够挤过去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如译者高璐璐所言：“在追求成为精英的过程中，我们又把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名为家长主义的全新身份制度的社会。为了追求名校，找到好工作，拥有所谓成功的人生，孩子很小就开始上各种补习班，很早就做升学规划，家长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举全家之力托举孩子，包括择校活动……然而，在这个赛道里最终胜出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不过陪跑后陷入疲惫，并没能达到预期期待，而社会竞争也走入了畸形，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上层家庭本来就能轻松获取各种资源，一心想好之又好的中产陷入内卷难以抽身，而中产以下的家庭早早放弃过度鸡娃，放任散养。”

但即使大家都知道这种“家长主义”的困境，可摆脱仍然很难。书中引用了一个受访者的观点：“我自己就是受惠于家长主义的人，这样来看，我觉得家长主义的存在的确是事实，而且，从我自己在私立学校的观察来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家长主义的浪潮中也只是处于低位而已。因为我切身感受到在这所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们父母的财力有多么雄厚。不仅如此，这些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以后还会成为日本各领域的领导，对公立学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他们还将继续指挥着这个国家，家长主义也只会进一步加剧吧。”

也就是说，阶层固化会让掌握既得利益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成为下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掌握社会话语权，但又对底层生活一无所知，结果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这样的固化趋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存在，但以东亚最为严重。

在中国做个好母亲不容易

当内卷与家庭、“孩子的未来”密切捆绑在一起时，原本应该充斥于家庭的爱就会变得不那么确定，孩子会迷惘，父母也会困惑。

在《不确定的爱》中，关宜馨讲述了一个女孩与母亲之间的故事――

母亲陈佳玲对女儿小珍相当关心，只是有时过于严厉。“对陈佳玲而言，培养孩子能在愈发严苛的教育体系中进行竞争，和将孩子看作自主主体施以尊重，这两者之间要取得微妙的平衡。前者需要对细微之处进行管理，例如把日常交流当成家庭作业来审视检查。后者――这一观念产生自有关良好育儿的全球话语，则与前者的直觉相悖。”

但陈佳玲显然没能平衡二者，女儿小珍因为压力太大而接受精神科治疗。书中写道，在小珍入院前，陈佳玲和身边许多家长一样，把小珍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担心如果不这么做，小珍会竞争不过其他孩子。结束了学校里一周的学业后，小珍的周末始于8点半到12点的英语课。12点后，母女俩一起吃午饭。紧接着是1点半到2点半的小提琴课，然后是3点到6点的绘画课。周日的时间则用来洗澡和完成次日要交的学校作业。

除了满满当当的课程之外，生活中无形的压力也无处不在，不仅仅因为家长，也因为老师。“小珍相当‘自觉’和‘认真’，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检查第二天的书包是否装好。因担心迟到，她把闹钟调到早上5点半，这是因为老师会出于各种原因责骂和公开羞辱学生，包括迟到、未完成或弄丢家庭作业、忘记带书以及开小差。”

由于陈佳玲自己没有因来回奔波感到疲惫，她便觉得朝气蓬勃的小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很显然，她错了。小珍失眠、烦躁、无原因的瘙痒、拒绝做作业，对父母也产生攻击倾向，服用各种情绪药物后也没有改善，只能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

对于医院的治疗，陈佳玲并不看好，认为没有什么用，但出人意料的是，“小珍在医院里待得很开心。她和每个人都相处融洽――医生，护士，甚至那个到处背诵名著名篇、自称作者的疯癫青少年。”

关宜馨试图用这对母女的故事，引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诸多压力。尽管小珍长期住院治疗的情况不具普遍性，但她所遭遇的仍然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城市生活的压力、学校的严格纪律、社会竞争的加剧。

相比日本，中国社会对孩子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身心健康快乐，甚至会将之放在很次要的位置，“父母之间争相培养优秀的孩子、教师之间争相产出优秀的考试成绩、学校之间争相实现优秀的升学率，这些往往胜过一切其他考量”。

在《不确定的爱》中，关宜馨的调查对象集中在昆明，均为双薪家庭，在收入上属于中间阶层，拥有大学学历，对子女教育都极为重视。虽然调查时间是2004年（少数在2006年和2010年），距离当下颇为久远，但对比之下可见，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整体心态和认知没有明显变化，面对的内卷压力则更大。

早在调查之初，关宜馨就发现了一个至今仍困扰中国都市家庭的悖论：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社会里，快乐的童年与有保障的未来之间似乎变得越发不可兼容。让她看见这种悖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还有挣扎的母亲。

书中还提到一对母子――赵海华和艾比。赵海华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她相信与女儿保持友谊很重要。赵海华还告诉关宜馨，艾比的老师普遍不喜欢艾比有个性，尽管赵海华无法消弭学校文化与女儿个性之间的冲突，但她至少能保护艾比的个性不被“磨平”。

但尽管赵海华总是自豪地谈起自己与女儿的亲密无间和母女情深，可中国考试制度的逻辑妨碍了她成为友好家长的努力。要想在严格的教育体制提出的要求与营造家庭“温暖”之间取得平衡，总是很棘手的问题。

中考与高考，实际上是两次大分流，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有趣的是，《不确定的爱》里提到，当时昆明的许多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学附属初中，因为该校高中升学率极高。作为民办学校，它当时每年学费是7000元，在20年前的西南地区，可算是相当大的开销，但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时至今日，让孩子就读高升学率的民办初中，仍然是许多家长的选择，可花费早已翻了N倍。

之所以出现“不确定的爱”，是因为中国的育儿方式存在问题：“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可以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他们像爱财产那样的爱，限制了孩子的自由，不尊重孩子的基本权利。”

但是，中国父母的“唠叨”“揠苗助长”，专断的管理方式，对孩子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并不全是个体行为，因为“育儿”这个领域实则一直在国家的整体设计之下运行。正如《不确定的爱》中所言：“在中国，养育孩子既是私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1978年后，基于开放的大环境，几代父母和孩子的经历实际上都被置于国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的历史背景下。

这就使得许多中国父母即使明白教育需要耐心与鼓励的道理，也很难在残酷竞争中保持淡定。而在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仍然存在，即使女性有工作，也往往变成“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从家务到辅导孩子功课，由女性负责操持的家庭比例明显更高。因此，在中国家庭中，深陷情感冲突的总是母亲。小区里辅导孩子作业时的咆哮声，并不是从第一分钟就开始，往往经历过“从和颜悦色到强忍怒气，再到怒不可遏”的过程。

关宜馨认为，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阶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阶级身份地位，中国也不例外。

书中写道：“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

当然，中国背景下的家庭生活可能更加极端。关宜馨在书中提到的那些问题――存在于人口规模和可用资源之间、大学毕业生的过量生产和无法吸纳过剩白领劳动力的经济之间、良好育儿的新标准和社会竞争的现实之间的不平衡――如今仍然存在，而且愈发严重，也因此制造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不确定的爱》试图诠释的正是这样的事实：在中国做个好母亲并不容易，而是一场随时随地需要权衡、挣扎、选择的斗争。也正因此，在家庭中，更需要社会化的不再是不成熟的孩子，而是有问题的父母。他们需要在各种可控与不可控中，寻找爱与回报的确定性。

同样，《父母格差》中也呈现了日本父母的不易，在为孩子倾其所有后，他们所面对的同样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东亚文化传统叠加现实，让育儿这条通道变得愈发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