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零售巨头转嫁成本成为常态：中小企业如何利用供应链变革破局？

（原标题：当零售巨头转嫁成本成为常态：中小企业如何利用供应链变革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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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施行，在此背景下，6月10日晚至11日，众多车企纷纷发声承诺将供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广汽集团、中国一汽、东风汽车、赛力斯、吉利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奇瑞集团、小鹏汽车、小米汽车、长城汽车、理想汽车、蔚来汽车、上汽集团等纷纷表态。

这些车企的集体行动，既是响应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汽车行业从“价格内卷”向“生态共建”转变的关键转折点，有利于缓解供应商运营压力，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促进产业链整体升级。

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下，中国零售业正经历深刻变革。然而，供应链上下游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头部零售商通过强制要求降价、延长账期、单方面设定条款、提高准入门槛等手段，将经营成本转嫁给中小供应商，导致后者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被迫退出市场或降低产品质量。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不仅让中小供应商在夹缝中求生，还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外部贸易环境波动、关税壁垒加高，头部零售商转嫁成本的行为更是雪上加霜，暴露出传统零供关系中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利润空间的压缩

自2025年2月4日起，美国对原产于中国及中国香港的商品加征10%关税，这使得从中国采购商品的美国零售商成本大幅上扬。

沃尔玛、开市客等头部零售企业要求部分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尤其是厨具和服装等产品，部分供应商被要求在每轮关税调整中承担10%的价格降幅。这种行为直接压缩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部分企业利润锐减。例如，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家从事食品工业的公司，因北美订单的关税政策问题，利润总额同比减少了40%以上。头部企业的降价要求导致合作的贸易公司订单量直接减半，进而波及到上游的中小企业。这家广东食品公司合作的贸易公司为沃尔玛美国的供应商，由于被要求降价，订单量减半，该食品公司作为上游的公司受到直接影响。

由于基础类工业品的利润很低，主要靠走量，头部企业的降价要求和订单锐减直接导致中小企业利润受损。中小企业应对成本压力转嫁的能力较弱，只能采取被动措施。除了寻求可替代客户外，没有其他有效办法，这反映出中小企业在面对头部企业挤压时的无奈和困境。

此外，头部企业的挤压行为可能引发更紧张的零供关系，甚至会逼着供应商为了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进一步影响供应链的稳定和产品质量。

零售巨头以“维持终端价格优势”为理由，将关税成本完全转嫁给中国供应商，形成了“双向挤压”的残酷格局――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下游零售巨头强制压价，中间的制造环节成为承受双重压力的“夹心层”。Costco也同样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以应对成本压力。面对如此这般的困境，部分企业不得不转向东南亚等地区分散风险，如一些服装、玩具代工厂纷纷在越南、柬埔寨等地设厂，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宽松的合作环境。这种转移不仅削弱了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更暴露出“低价依赖”模式下零供关系的脆弱性――零售商将供应商视为单纯的成本缓冲器，而非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产业链生态的撕裂。

隐性成本转嫁

账期本是商业交易中调节信用关系的中性工具，但在有些大型企业手中，却异化为资金掠夺的核心手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已达64.1天，较2023年增加3.9天，而零售行业的账期问题更为突出，头部电商平台的货款结算周期普遍长达60天以上。从资金运作的角度看，若一笔100亿元的账款被延长1年支付，按3.0%的银行利率计算，零售企业可赚取税前3.0亿元的利息收入，而供应商则不得不面对现金流断裂的生存危机。

2022年，每日优鲜的暴雷事件堪称典型案例――作为昔日的“生鲜电商第一股”，其将供应商的账期从正常的2个月拉长至105天，累计拖欠货款达16.52亿元，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供应商集体讨债，暴露了长账期模式对供应链生态的毁灭性破坏。

除显性的降价与长账期外，头部企业通过“规则霸权”构建了更为隐蔽的挤压体系。在规则制定层面，大型零售企业单方面设定交易条款，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谈判空间：从要求供应商承担促销费用、物流损耗等隐性成本，到强制签署"独家供货协议"以限制渠道合作，每一项规则都在强化其垄断地位。

破局路径：政策、技术与生态协同

面对零售行业供应链权力失衡的困局，政策层面率先发力。前不久，新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下称“条例”）发布，刚性的付款期限约束和高额逾期利息，大幅提高了零售巨头的违约成本。不少专家认为，条例的施行，将提升中小企业账款回款效率，缓解部分企业现金流困难，中小企业的“钱袋子”将更有保障。

5月2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平台向商家收取费用的各种行为，提出了明确合规要求。这是国家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整治“收费不透明”“隐性成本高”等顽疾、保护商家权益、实现互联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作。

政策的引导只是破局的第一步，产业层面的主动变革同样不可或缺。中小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突破固有发展模式，通过垂直整合、自主品牌建设和产业集群协同等战略提升自身竞争力，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

此外，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战略，则能充分发挥企业间的协同效应。浙江义乌的小商品集群、广东中山的灯具集群等案例表明，集群内企业通过联合采购、共享渠道、协同创新，可有效降低成本、提升议价能力。政府引导集群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和供应链协作网络，将进一步增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当政策和产业层面的布局逐步展开，技术赋能则成为推动供应链变革的关键引擎。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工业互联网、AI技术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供应链协同模式。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补贴力度，将推动更多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柔性制造转型进程。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需求预测和库存优化，推广供应链智能管理系统，能帮助中小企业实现从生产计划到物流配送的全流程智能化，显著提升运营效率。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则为构建透明化协同体系提供了可能。通过构建“供应商―零售商―金融机构”的区块链联盟链，可实现订单、发货、验收、付款等环节的自动化执行，减少人为干预，保障交易公平。

零售行业供应链的权力失衡，本质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中小供应商的困境，不仅关乎企业个体的生存，更关系到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和供应链生态的稳定性。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政策、产业和技术层面协同发力，跳出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构建“价值共生”的新型供应链关系。政策遏制权力滥用，为公平竞争筑牢制度根基；产业推动能力升级，提升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性；技术赋能协同创新，重塑供应链的信任机制。唯有如此，才能让供应链从“挤压闭环”走向“价值循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国零售业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之战，更是中国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化迈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