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的哥”杨晓青:把孩子找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做“笼子里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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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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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子的哥”杨晓青:把孩子找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做“笼子里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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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

“寻子的哥”杨晓青:把孩子找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做“笼子里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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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的出租车蓄车场,成百上千辆蓝色的电动车停在水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

这里没什么复杂的规矩,就是排队。车子开进来,进入队列中,前面的车往前挪几米,后面的车就得赶紧跟上去,然后继续等待。

12月19日,杨晓青把车停在队列里,拉起了手刹。他看了看前面的长龙,根据从业28年以来的经验判断,这一轮排队起步得两三个小时。

就在这漫长的排队间隙,杨晓青接通了记者的电话――这段时间里,他不用像在路边停车那样担心交警贴条,也不用时刻盯着有没有乘客招手。

在深圳,杨晓青开了28年出租车,他的车从最早那辆红色的捷达,变成了现在安静的蓝色比亚迪。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等待,在路边等客,在机场排队,以及,等一个消失了17年的孩子。

三盘棋

杨晓青是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现为茂名市电白区)人,1993年,他来到深圳,第一份工作是在梧桐山的电子厂做普工。

那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这些称呼刚刚从广东深圳传向全国的年代,工厂包吃包住,相比于当时很多只管饭、没工钱的学徒工,杨晓青一个月能拿到三百多块,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

但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杨晓青觉得不够自由,也想赚更多钱。于是,1997年,他辞职转行,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那是深圳出租车行业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深圳被一道铁丝网管理线分成了“关内”和“关外”,关内是繁华的特区,关外是大片的工厂和正在开发的荒地。

出租车也被颜色划定了界限,红色的出租车可以在关内行驶,绿色的只能留在关外。杨晓青开的是红色的捷达,这意味着他拥有在特区内揽客的资格。彼时位于罗湖的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仅有的天际线地标,从罗湖往西看,现在的福田中心区还是一片农田和工地。

开出租车在那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杨晓青记得,逢年过节,特别是圣诞节和平安夜,有很多香港客人过关来玩,一晚上的流水就能做到2000块,平时跑一天,流水也有七八百块。

杨晓青觉得日子有奔头,2002年,他的二儿子杨树森(小名杨小弟)出生,虽然还没在深圳买房,但他把妻儿接到了身边,租住在罗湖莲塘。

直到2004年12月19日中午,杨晓青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微冷,妻子生病在家休息,杨晓青带着两岁多的儿子下楼玩耍。莲塘八巷莲花阁楼下,邻居们正在路边摆摊、聊天。

有人招呼杨晓青:“来下盘棋。”

杨晓青看了一眼儿子,孩子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玩。莲塘是个熟人社区,周围有不少茂名老乡开的水果店、杂货铺,他觉得安全,便蹲下来和邻居下棋。

那是三盘让他悔恨终生的棋。

棋局进行得很快,前后不到20分钟,下到第三盘还没结束,一位老乡突然说了一句:“晓青,你儿子不见了。”

杨晓青起初以为老乡在开玩笑,或者孩子只是跑到了巷子另一头。他起身去找,巷子里没有,水果店旁没有,旁边通往大马路的隐蔽巷口也没有。

他慌了,跑回家告诉生病的妻子,两人发疯一样在莲塘周边的街道、公园、井盖、水沟寻找,那个晚上,他们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一直找到凌晨。

报警是在当晚11点。派出所就在附近,杨晓青跑进去报案。民警做了笔录,但告诉他,按照当时的规定,失踪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

在2004年,这24小时的“时间差”,足以让一个人贩子从容地离开深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如果当时的制度更完善一点,或者如果当时的技术更先进一点,杨晓青或许不用等那17年。

第二天早上,杨晓青依然在莲塘附近徘徊,一位同姓的老乡找到他,带来了一个让他心碎的消息,这位老乡的弟弟也是出租车司机,昨天开的是那种红色的捷达车。

老乡说,自己的弟弟昨晚回来随口提了一嘴:“今天中午在莲塘路那边,拉了两个带纹身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一直哭,也不说话。”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

杨晓青赶紧去问,那个司机回忆,当时是中午11点多,在莲塘路那个有几棵大树的路口,两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神色匆忙地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上了车。

孩子在哭,但也没说茂名家乡话,司机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看男人身上有纹身,没敢多问,把他们拉到了福田皇岗村。

杨晓青后来去查了路口的监控,那是2004年的老式黑白摄像头,加上中午阳光强烈,树荫遮挡,画面里只有模糊的人影,根本看不清面容。

线索在皇岗村断了。

就因为下了三盘棋,就因为一时的疏忽,因为那24小时方能立案的规定,因为那个黑白监控的盲区,杨晓青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深圳“的哥”,变成了一个丢了魂的父亲。

寻子十七年

2005年之后,深圳进入了房地产发展的快车道,房价开始从几千块一平米往上涨,杨晓青的很多同行,那些早年一起开出租车赚了钱的司机,开始把钱投入楼市,有的甚至在关外买了地皮建楼,有的买了商品房。

后来,有乘客或者同行问杨晓青:“开了这么多年出租,买了五六套房了吧?”

杨晓青说:“一套没买。”

对方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甚至直接说:“那你很失败。”

按照世俗的标准,杨晓青确实是“失败”的。这二十多年,正是深圳资产增值最快的时期,但他错过了所有的风口,他赚来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扔进了一个看不见底的黑洞――寻子。

他已经算不清这17年,在找孩子这件事上,他花了多少钱。

这笔钱包括印刷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2005年的时候,印一张彩色照片要几块钱,那是昂贵的开支,他把儿子的照片、特征印在名片上,印在扑克牌上,印在传单上。

这笔钱还包括无数次的奔波费用。只要哪里有线索,哪里破获了拐卖儿童案,他就不出车了,开着车或者坐火车赶过去。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铁路公安处破获了一起贩婴案,解救了二十多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报纸上的描述让他觉得像,他和妻子立刻买票去了河南。

他们住在新乡黄河宾馆,找到了铁路公安处,民警接待了他们,拿出了孩子的资料,那个男孩是东莞丢的,已经被家人接走了。剩下的都是几个月的婴儿,不是他的杨小弟。

一次次充满希望地出发,一次次失望而归,每次出门,就是几千块的开销,那是他没日没夜跑车换来的收入。

周围的人开始劝他面对现实。

在广东茂名的老家,宗族观念重,但也讲究“务实”,亲戚、邻居,甚至是一起在深圳打工的老乡,看着他一年年地找,钱一年年地花,开始劝他。

“晓青,算了吧。”“趁着年轻,再生一个。日子还要过,家里还有老人要养。”

这种声音不是恶意的,事实上,杨晓青也认识一些寻子家长,在找了几年无果后,无奈选择了放弃,他们再生了孩子,或者回了老家,或者在巨大的城市里销声匿迹,把丢失的孩子封存在记忆里。

但杨晓青过不了这道坎。

这不仅仅是因为血缘,更因为一种深重的、无法解脱的负罪感。

他记得有一次,拉到一个去机场的乘客,在车上,他像往常一样递上印着儿子照片的名片,讲起孩子丢了的事,他原本期待得到某种同情或者线索。

那个乘客坐在后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孩子那么小,你们做父母的只顾自己玩,没看住。你们根本没尽到责任,不配做父母。”

这句话像钉子一样,直接扎进了杨晓青的心里。

他说:“如果给我那个机会,哪怕你用枪逮住我,叫我放手,我也不会放手了,是我把他弄丢的。”

他找孩子,是为了爱,也是为了赎罪,他恐惧的不是孩子不在身边,而是孩子在外面受苦。

“我怕他被卖给乞讨集团,被打断手脚在街上要饭。如果他没书读,长到二三十岁,这辈子就废了。”杨晓青说,这种恐惧每天都在折磨他,让他无法停下来。

在这漫长的寻子路上,除了一次次的失望和指责,他也遇到过意想不到的善意。

那是出车路上的一次偶遇,杨晓青在龙华拉到了一个要去火车站的外国人,这个老外中文很好,两人聊了起来。

老外叫Chris,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后,在聊天中,两人发现竟然是同年同月生,都是1972年属鼠的。

杨晓青讲了自己的故事,Chris没有指责他,也没有劝他放弃,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告诉杨晓青,他认识一个寻人网站的站长,可以帮忙发寻人启事。

那个年代,在网站上挂长期的寻人广告是收费的,价格不菲。杨晓青有些犹豫。

Chris看出了他的窘迫,这个萍水相逢的外国人,当即联系了站长,自己掏了5000块钱,帮杨晓青支付了广告费。

“他说资助我十年。”杨晓青回忆,“我的寻人启事在那个网站上挂了整整十年。”

笼子里的鸟

2021年,随着公安部“团圆”行动的开展,DNA比对技术在大规模应用,很多当年的人口拐卖积案开始有了转机。

2021年12月6日,杨晓青接到了深圳打拐办民警的电话,警察叫他去一趟刑警队,说有点事。

杨晓青赶紧赶了过去,心里隐约有了预感,因为平时沟通都是电话,让他亲自去,一定是有大事。

到了刑警队,警察告诉他,比对中了,他的孩子在湖北,已经读大学了。

那一天,在深圳的认亲现场,杨晓青终于见到了那个消失了17年的儿子。

没有电影里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更多的是一种不真实感,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高高瘦瘦,戴着眼镜,和他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小胖墩完全重叠不起来。

但他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孩子左脚脚底有一颗黑痣,脸上还有小时候出水痘留下的疤痕。

认亲结束后,杨晓青让儿子坐上了自己的出租车,亲自把儿子“载”回了家。在路上,他没有过多地诉苦,问得最多的是儿子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书读,在湖北过得好不好。

团圆之后,他和孩子间的隔阂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17年的时间,把父子俩雕刻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杨晓青是典型的广东人,喝茶,饮食清淡,而儿子在湖北农村长大,生活习惯已经有些北方化了。

吃饭的时候,儿子要吃辣,觉得广东菜没味道,杨晓青担心他上火,但也只能由着他。杨晓青也注意到,大冬天里,儿子不会天天洗澡,还习惯吹风扇、开空调,他觉得冷,儿子却说热。

儿子偶尔也会打打游戏,杨晓青也像许多父母一样劝他少玩,但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怎么听。杨晓青把这种“唱反调”看作是年轻人独立的表现,他觉得这些都是幸福的“烦恼”。

不过,无论如何,17年的亲情缺失,不是一句“我是你爸爸”就能填补的。

周围的人又开始给杨晓青出主意:“既然找到了,就把户口迁回来吧。深圳户口以后好发展。”

还有人说:“让他改回名字,认祖归宗。”

对于一个讲究“根”的茂名人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要求,况且,这17年,杨晓青为了找他,耗尽了家财,受尽了委屈,这是他应得的“回报”。

但杨晓青没这么做,也不这么想。

他没有强行要求儿子把户口迁回深圳,也没有强迫儿子改名,他甚至没有要求儿子必须来深圳一起生活。

在确认了儿子在那边的“父母”家过得还算不错,确认了儿子读了大学,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去做“乞丐”,没有被“打断腿”,也没有走上“歪路”之后,杨晓青心里的那块石头,彻底放下了。

“他这么大了,有自己的思想。”杨晓青说。

在采访中,这位开了28年出租车、没读过太多书的父亲,说出了一段颇具哲学意味的话:“就像那只鸟,本来在大自然里飞的,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如果它不习惯,不吃你的东西,那小鸟自己就没了。”

他不想让儿子变成那只笼子里的鸟。

“如果他在那边习惯,觉得那边好,就在那边。如果他觉得深圳好,想回来,那随时回来。”杨晓青说,“只要他平安,读了书,我就放心了。”

找了17年,杨晓青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对于杨晓青而言,现在深圳的的士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网约车的冲击,让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缩水了不少。

那个的士司机赚钱相对容易的年代,那个红的跑关内、绿的跑关外、二线关检查站还灯火通明的特区初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杨晓青刚来深圳那几年,大街小巷总能听到的《恋曲1990》里唱的那样:“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来到深圳28年后,杨晓青没有发财,他依然住着出租屋,依然每天要跑十几个小时的车,依然为了生计而奔波。

但他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轻松、快乐。

“以前开车,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看谁都像人贩子,看谁都像我儿子。”杨晓青说,“现在石头搬走了,吃饭都香了。”

在杨晓青的车上,曾经贴了十几年的寻子海报早已经撕掉了,车窗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映着深圳蓝得有些刺眼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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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电力系”股东寻求退出,“将帅”齐换永诚财险要换什么新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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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电力系”险企永诚财险将帅齐换。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华夏时报》记者从业内获悉,由于永诚财险董事长许坚到龄退休,现任华能国际财务与预算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一职的魏仲乾将接棒成为新任董事长。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永诚财险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相关人事安排,须待金融监管单位批复同意。 除了董事长一职更迭外,永诚财险空缺8年之久的总裁之位也在今年3月落定,由该公司副总裁孙增产升任。 落在“魏孙”这对新搭档身上的担子并不轻。将电力能源保险业务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永诚财险,近几年在央企回归主业的大背景下,接连遭遇多家“电力系”股东挂牌出清股权。虽未成功,但也为该公司股权结构和经营发展增添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年内“将帅”齐换 到龄退休的许坚有着丰富的保险从业经历。许坚出身“老人保”,于1983年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曾历任江苏盐城分公司城区办事处人秘科负责人、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直到1995年离开,许坚在中国人保待了近12年。 1995年8月,许坚加入平安财险,并在平安待了13年,历任平安财险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兼苏州分公司总经理、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 2008年10月,许坚又加入紫金财险,担任紫金财险筹备组负责人。2009年紫金财险成立后,许坚成为紫金财险的第一任总裁。但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许坚离开紫金财险,次日就以永诚财险新任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全体员工作了新年致辞。 2018年之前,永诚财险以车险为主要业务。2014年-2018年,其车险业务保费在总保费规模中占比分别为70.08%、66.78%、66.01%、64.70%、54.22%。不过,虽然车险占据该公司保费收入的半壁江山,但在2014-2018年却持续承保亏损,亏损额分别为3.87亿元、5.07亿元、2.17亿元、1.84亿元、2亿元。车险承保亏损也直接影响了永诚财险的净利润,2018年,永诚财险亏损2.61亿元。 许坚出任永诚财险董事长便开启转型,放弃依赖车险业务的发展模式,并提出“3668”战略,即聚焦布局具有股东优势的电力能源保险。 此后永诚财险的经营表现也直接印证了转型成效。该公司车险保费规模从2015年的45.1亿元峰值大幅减少至2022年的18.07亿元,2023年,永诚财险车险业务保费收入为21.47亿元,约占总保费的30%。利润方面,2019年至2023年,其净利润分别为1.09亿元、1.49亿元、1.1亿元、0.93亿元、0.97亿元,连续盈利了5年。 相反的是,此次接棒许坚的魏仲乾此前却并无保险从业经历,现年48岁的他曾任华能国际财务部助理会计师、财务部综合处预算专责,华能淮阴电厂财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华能国际电力财务部主管、财务部综合处副处长,华能新能源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中国华能集团海外事业部副主任等职。 目前,魏仲乾任华能国际财务与预算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此次出任永诚财险新任掌门人亦源于大股东华能集团委派。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永诚财险第一大股东,而华能国际与华能资本服务均属华能集团旗下公司。 与魏仲乾搭档的孙增产是永诚财险时隔近八年以来首位获得监管批准的总裁。该公司上一任总裁冯天佑,于2015年6月起任职,但永诚财险2016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冯天佑就消失在高管名单中。此后,永诚财险总裁一职就一直空缺。直到今年3月,孙增产升职才补上了空缺8年之久的总裁之位。 现年57岁的孙增产是一位从基层做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其在加入永诚财险之前,一直在平安财险任职,曾先后担任平安财险河北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廊坊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离开平安财险后,孙增产就加入永诚财险,出任永诚财险河北分公司任总经理一职,后进入永诚财险总部,担任销售总监,2013年获批担任永诚财险总经理助理,2017年被聘任为永诚财险财务负责人。2023年7月,孙增产升任为副总经理。同年11月又获批成为永诚资产董事长。 2024年,永诚财险正处于“3668”战略规划实施的第二阶段,在这样的关键节点“将帅”齐换,此后是延续上一任的发展战略还是由新的领导班子提出新的战略规划,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多家“电力系”股东欲出走 成立于2004年的永诚财险,由中国华能等实力雄厚的大型电力企业集团和产业投资集团共同组建,总部设在上海。 目前,永诚财险共有12家股东,其中,第一、第五大股东华能资本和北方电力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能集团,两大股东合计持股27.92%。同时,华能集团还通过华能国际间接持股永诚财险第四大股东深圳能源(7.080, 0.00, 0.00%)集团部分股权。 在...
中华保险“难保”自身

中华保险“难保”自身

(原标题:中华保险“难保”自身)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家国有保险公司,中华保险的资历仅次于中国人保。然而这家老牌保险公司近几年却一直处在“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中,2018年2023年,中华保险的保费规模从436.54亿攀升至710.22亿元,同比增长超6成,然而净利润不升反降,从10.15亿元断崖式下跌到0.93亿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进入2024年,中华保险的处境更加艰难,无论是外部大股东东方资产,还是内部财险寿险业务,均面临经营难题。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企查查信息显示,四大AMC之一的东方资产为中华保险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为51.0124%。然而,今年一季度,东方资产首次出现亏损,营业利润仅2.8亿,归母净利润亏损3亿。今年一月,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将东方资产的发行人违约评级自‘A’下调至‘A-’,并将其发行人违约评级和政府支持评级列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7月14日,惠誉评级确认东方资产所有评级已从评级观察负面观察名单(RWN)中剔除,但依然给予东方资产的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为“A”,展望负面。 受东方资产的信用状况相对恶化影响,惠誉认为中华财险的评级不再因东方资产的所有权而上调。今年3月,惠誉将中华财险的财务实力列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8月1月,惠誉将中华财险拉出负面评级观察名单的同时,下调了中华财险的的财务实力评级,由"A-"降至"BBB+"。 除了受大股东牵连,被惠誉“唱衰”的中华财险其内部问题也不容忽视。 今年上半年,中华财险收到了48张罚单,罚款总额1140.3万元,位列财险公司第三。从农业保险的单独核算不严,到保险中介业务的虚构,再到理赔资料的造假,以及对保险条款和费率使用的不规范,中华财险在合规方面处处踩雷。 不仅如此,(2024)冀0983执3188号显示,2024年7月23日,中华财险还被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仅247元。 和中华财险相比,中华保险的另一大业务中华人寿虽然在合规管理上相对严谨,但在业绩表现上却更加“拉胯”。自2017年以来,中华人寿持续亏损,亏损金额也呈现扩大之势,从2017年的亏损1亿元左右,膨胀到2023年的-6.23亿。 到了今年一季度,中华人寿依旧延续亏损态势,报告期内亏损0.88亿元。不仅如此,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至125.26%和71.47%,已经逼近监管红线。好消息是,今年5月,中华人寿获得了3亿元增资。不过,中证鹏元7月21日最新跟踪评级报告指出,增资的完成对提升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性提供了一定帮助,但考虑到未来业务对资本的持续消耗及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公司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仍较大。 除了主营业务增长乏力,中华人寿还踩雷了多个房地产项目。截至2023年年底,中华人寿有 1项公司债券、1项不动产投资计划和6项信托计划面临逾期或违约风险,账面成本总计为9.4亿元。目前中华人寿已经进行了1.09亿元的减值准备,大约只占到总账面余额的10%。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寿踩雷的福州泰禾项目也牵扯到了中华财险。 案号为“2023京04执恢24号”的案件信息显示,2017年7月至9月期间,福州泰禾新世界向长安信托借款31.4亿元,并约定了抵押物及担保责任。2019年7月,福州泰禾新世界归还3亿元本金,后因未能还本付息被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法庭。法院判决福州泰禾新世界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8.4亿元并支付利息2.26亿元,支付复利、罚息等;原告对抵押物享有优先权等内容。泰禾集团表示,已收到法院执行裁定,将福州泰禾新世界名下财产以流拍价27.88亿元,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 雪上加霜的是,中华人寿最近还经历了换帅,该公司董事长孙玉淳因年龄原因,主动申请辞去了董事、董事长及相关专业委员会的职务,其职务将由公司副总经理邵晓怡接任。然而,孙玉淳是1967年生人,现年57周岁,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3年,因此到龄离任的说辞引发了不少质疑。不过,目前邵晓怡相关任职资格尚未通过监管批复。企查查显示,中华人寿目前近期未发生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依然为孙玉淳。 出品|华博经纬...
上半年A股险企总投资收益同比增逾三成 部分险企权益资产余额大增

上半年A股险企总投资收益同比增逾三成 部分险企权益资产余额大增

  上半年,上市险企把握市场机遇,取得较好投资业绩。A股五大上市险企总投资收益合计为3370.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0.2%;五大上市险企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均同比增长,合计达1717.99亿元,同比增长12.55%。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投资策略来看,上市险企均结合险资特点进行长期投资。在具体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策略上,各家险企不尽相同。相同的是,在债券投资领域拉长久期,夯实长期投资收益的基本盘;在权益投资领域,高股息、新质生产力是险资共同关注的领域。而在不同投资组合占比调整方面,各险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并结合自身情况优化投资组合。   中国人寿总投资收益居首   具体来看,上半年,中国人寿总投资收益超千亿元,达1223.7亿元,同比增长50.2%,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3.59%,总投资收益额及同比增幅皆位居第一。   上半年,中国平安保险总投资收益达979.8亿元,同比增长23%,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3.5%;中国太保总投资收益为560.37亿元,同比增长46.5%,非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2.7%;新华保险总投资收益为316.3亿元,同比增长43.3%,年化总投资收益为4.8%;中国人保总投资收益为290.64亿元,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4.1%。   据中国平安副总经理付欣介绍,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5.20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0.2%。债权型金融资产和现金存款类资产仍保持占总投资的八成左右,贡献了非常稳定的投资收益。   中国太保在半年报中表示,总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大幅增长。中国太保首席投资官苏罡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道,根据新会计准则,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波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上半年股票市场先扬后抑,但结构性机构带来了不错的回报,同时叠加市场利率下行带来的债市上涨,使得中国太保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提升,从而带动总投资收益提升。   债券拉长久期 权益均衡配置   从具体的投资策略看,五大上市险企在固收投资方面都尽量拉长资产久期,进一步夯实投资基本盘,积极应对利率下行风险;在权益投资方面,上市险企均提及均衡配置策略。   从固定收益投资看,中国平安积极应对利率下行风险,加快、加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等长久期、低风险债券的前置配置,拉长资产久期,锁定长期收益。同时,增加交易型固定收益资产配置,把握市场机遇以增厚投资收益。截至6月底,中国平安债券投资占总额比例为60.7%。“通过择时、择机、长配长久期的债券,拉长了久期的缺口,债券投资占比较上年末提升了2.6个百分点。”付欣表示。   “我们提出要进行适度的战略转移,紧跟形势的发展,完善投资品种。”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表示,新华保险配置了大量长久期债券。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当前险资在定期存款和债券上的投资比例过高。   尽管各险企都在拉长债券久期,但从配置比例变化来看,不同险企采取了不一样的策略。例如,从债券占投资资产的比例来看,截至6月底,新华保险的债券占比为49.2%,较年初下降了1个百分点;中国人寿的债券占比为57.36%,较年初上升1.53个百分点;中国太保的债券占比为55.6%,较年初上升3.9个百分点。   从权益投资来看,各上市险企都采取了均衡投资、分散投资的策略,高股息、新质生产力是共同关注的领域。   “在权益投资方面,要坚持均衡配置、风险分散的组合管理原则,积极投入实体经济,加大对价值型权益资产的长期配置,以追求长期超越市场的稳健投资收益。”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邓斌表示。其他上市险企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上半年,一些上市险企加大了权益资产配置力度。例如,新华保险截至6月底股票投资占比为10%,较年初增加2.1个百分点,投资余额较年初增长了35.9%;同时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也大幅增长了214.8%。   “我们坚定看好中国的经济,坚定看好A股和港股的好公司。”杨玉成表示,今年适度加大了权益投资比例,特别是在股市比较低迷时,及时出手,抓住了很好的时间窗口。   针对新会计准则对权益投资带来的影响,上市险企积极完善相关资产分类,以降低市场短期波动对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例如,中国人保上半年加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FVOCI)股票配置。截至6月底,中国人保认定为FVOCI的股票投资规模较年初增长了13.8%,并优化FVTPL股票和基金的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