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的哥”杨晓青：把孩子找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做“笼子里的鸟”
（原标题：“寻子的哥”杨晓青：把孩子找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做“笼子里的鸟”）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深圳机场的出租车蓄车场，成百上千辆蓝色的电动车停在水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
这里没什么复杂的规矩，就是排队。车子开进来，进入队列中，前面的车往前挪几米，后面的车就得赶紧跟上去，然后继续等待。
12月19日，杨晓青把车停在队列里，拉起了手刹。他看了看前面的长龙，根据从业28年以来的经验判断，这一轮排队起步得两三个小时。
就在这漫长的排队间隙，杨晓青接通了记者的电话――这段时间里，他不用像在路边停车那样担心交警贴条，也不用时刻盯着有没有乘客招手。
在深圳，杨晓青开了28年出租车，他的车从最早那辆红色的捷达，变成了现在安静的蓝色比亚迪。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等待，在路边等客，在机场排队，以及，等一个消失了17年的孩子。
三盘棋
杨晓青是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现为茂名市电白区）人，1993年，他来到深圳，第一份工作是在梧桐山的电子厂做普工。
那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这些称呼刚刚从广东深圳传向全国的年代，工厂包吃包住，相比于当时很多只管饭、没工钱的学徒工，杨晓青一个月能拿到三百多块，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
但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杨晓青觉得不够自由，也想赚更多钱。于是，1997年，他辞职转行，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那是深圳出租车行业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深圳被一道铁丝网管理线分成了“关内”和“关外”，关内是繁华的特区，关外是大片的工厂和正在开发的荒地。
出租车也被颜色划定了界限，红色的出租车可以在关内行驶，绿色的只能留在关外。杨晓青开的是红色的捷达，这意味着他拥有在特区内揽客的资格。彼时位于罗湖的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仅有的天际线地标，从罗湖往西看，现在的福田中心区还是一片农田和工地。
开出租车在那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杨晓青记得，逢年过节，特别是圣诞节和平安夜，有很多香港客人过关来玩，一晚上的流水就能做到2000块，平时跑一天，流水也有七八百块。
杨晓青觉得日子有奔头，2002年，他的二儿子杨树森（小名杨小弟）出生，虽然还没在深圳买房，但他把妻儿接到了身边，租住在罗湖莲塘。
直到2004年12月19日中午，杨晓青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微冷，妻子生病在家休息，杨晓青带着两岁多的儿子下楼玩耍。莲塘八巷莲花阁楼下，邻居们正在路边摆摊、聊天。
有人招呼杨晓青：“来下盘棋。”
杨晓青看了一眼儿子，孩子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玩。莲塘是个熟人社区，周围有不少茂名老乡开的水果店、杂货铺，他觉得安全，便蹲下来和邻居下棋。
那是三盘让他悔恨终生的棋。
棋局进行得很快，前后不到20分钟，下到第三盘还没结束，一位老乡突然说了一句：“晓青，你儿子不见了。”
杨晓青起初以为老乡在开玩笑，或者孩子只是跑到了巷子另一头。他起身去找，巷子里没有，水果店旁没有，旁边通往大马路的隐蔽巷口也没有。
他慌了，跑回家告诉生病的妻子，两人发疯一样在莲塘周边的街道、公园、井盖、水沟寻找，那个晚上，他们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一直找到凌晨。
报警是在当晚11点。派出所就在附近，杨晓青跑进去报案。民警做了笔录，但告诉他，按照当时的规定，失踪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
在2004年，这24小时的“时间差”，足以让一个人贩子从容地离开深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如果当时的制度更完善一点，或者如果当时的技术更先进一点，杨晓青或许不用等那17年。
第二天早上，杨晓青依然在莲塘附近徘徊，一位同姓的老乡找到他，带来了一个让他心碎的消息，这位老乡的弟弟也是出租车司机，昨天开的是那种红色的捷达车。
老乡说，自己的弟弟昨晚回来随口提了一嘴：“今天中午在莲塘路那边，拉了两个带纹身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一直哭，也不说话。”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
杨晓青赶紧去问，那个司机回忆，当时是中午11点多，在莲塘路那个有几棵大树的路口，两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神色匆忙地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上了车。
孩子在哭，但也没说茂名家乡话，司机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看男人身上有纹身，没敢多问，把他们拉到了福田皇岗村。
杨晓青后来去查了路口的监控，那是2004年的老式黑白摄像头，加上中午阳光强烈，树荫遮挡，画面里只有模糊的人影，根本看不清面容。
线索在皇岗村断了。
就因为下了三盘棋，就因为一时的疏忽，因为那24小时方能立案的规定，因为那个黑白监控的盲区，杨晓青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深圳“的哥”，变成了一个丢了魂的父亲。
寻子十七年
2005年之后，深圳进入了房地产发展的快车道，房价开始从几千块一平米往上涨，杨晓青的很多同行，那些早年一起开出租车赚了钱的司机，开始把钱投入楼市，有的甚至在关外买了地皮建楼，有的买了商品房。
后来，有乘客或者同行问杨晓青：“开了这么多年出租，买了五六套房了吧？”
杨晓青说：“一套没买。”
对方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甚至直接说：“那你很失败。”
按照世俗的标准，杨晓青确实是“失败”的。这二十多年，正是深圳资产增值最快的时期，但他错过了所有的风口，他赚来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扔进了一个看不见底的黑洞――寻子。
他已经算不清这17年，在找孩子这件事上，他花了多少钱。
这笔钱包括印刷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2005年的时候，印一张彩色照片要几块钱，那是昂贵的开支，他把儿子的照片、特征印在名片上，印在扑克牌上，印在传单上。
这笔钱还包括无数次的奔波费用。只要哪里有线索，哪里破获了拐卖儿童案，他就不出车了，开着车或者坐火车赶过去。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铁路公安处破获了一起贩婴案，解救了二十多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报纸上的描述让他觉得像，他和妻子立刻买票去了河南。
他们住在新乡黄河宾馆，找到了铁路公安处，民警接待了他们，拿出了孩子的资料，那个男孩是东莞丢的，已经被家人接走了。剩下的都是几个月的婴儿，不是他的杨小弟。
一次次充满希望地出发，一次次失望而归，每次出门，就是几千块的开销，那是他没日没夜跑车换来的收入。
周围的人开始劝他面对现实。
在广东茂名的老家，宗族观念重，但也讲究“务实”，亲戚、邻居，甚至是一起在深圳打工的老乡，看着他一年年地找，钱一年年地花，开始劝他。
“晓青，算了吧。”“趁着年轻，再生一个。日子还要过，家里还有老人要养。”
这种声音不是恶意的，事实上，杨晓青也认识一些寻子家长，在找了几年无果后，无奈选择了放弃，他们再生了孩子，或者回了老家，或者在巨大的城市里销声匿迹，把丢失的孩子封存在记忆里。
但杨晓青过不了这道坎。
这不仅仅是因为血缘，更因为一种深重的、无法解脱的负罪感。
他记得有一次，拉到一个去机场的乘客，在车上，他像往常一样递上印着儿子照片的名片，讲起孩子丢了的事，他原本期待得到某种同情或者线索。
那个乘客坐在后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孩子那么小，你们做父母的只顾自己玩，没看住。你们根本没尽到责任，不配做父母。”
这句话像钉子一样，直接扎进了杨晓青的心里。
他说：“如果给我那个机会，哪怕你用枪逮住我，叫我放手，我也不会放手了，是我把他弄丢的。”
他找孩子，是为了爱，也是为了赎罪，他恐惧的不是孩子不在身边，而是孩子在外面受苦。
“我怕他被卖给乞讨集团，被打断手脚在街上要饭。如果他没书读，长到二三十岁，这辈子就废了。”杨晓青说，这种恐惧每天都在折磨他，让他无法停下来。
在这漫长的寻子路上，除了一次次的失望和指责，他也遇到过意想不到的善意。
那是出车路上的一次偶遇，杨晓青在龙华拉到了一个要去火车站的外国人，这个老外中文很好，两人聊了起来。
老外叫Chris，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后，在聊天中，两人发现竟然是同年同月生，都是1972年属鼠的。
杨晓青讲了自己的故事，Chris没有指责他，也没有劝他放弃，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告诉杨晓青，他认识一个寻人网站的站长，可以帮忙发寻人启事。
那个年代，在网站上挂长期的寻人广告是收费的，价格不菲。杨晓青有些犹豫。
Chris看出了他的窘迫，这个萍水相逢的外国人，当即联系了站长，自己掏了5000块钱，帮杨晓青支付了广告费。
“他说资助我十年。”杨晓青回忆，“我的寻人启事在那个网站上挂了整整十年。”
笼子里的鸟
2021年，随着公安部“团圆”行动的开展，DNA比对技术在大规模应用，很多当年的人口拐卖积案开始有了转机。
2021年12月6日，杨晓青接到了深圳打拐办民警的电话，警察叫他去一趟刑警队，说有点事。
杨晓青赶紧赶了过去，心里隐约有了预感，因为平时沟通都是电话，让他亲自去，一定是有大事。
到了刑警队，警察告诉他，比对中了，他的孩子在湖北，已经读大学了。
那一天，在深圳的认亲现场，杨晓青终于见到了那个消失了17年的儿子。
没有电影里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更多的是一种不真实感，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高高瘦瘦，戴着眼镜，和他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小胖墩完全重叠不起来。
但他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孩子左脚脚底有一颗黑痣，脸上还有小时候出水痘留下的疤痕。
认亲结束后，杨晓青让儿子坐上了自己的出租车，亲自把儿子“载”回了家。在路上，他没有过多地诉苦，问得最多的是儿子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书读，在湖北过得好不好。
团圆之后，他和孩子间的隔阂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17年的时间，把父子俩雕刻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杨晓青是典型的广东人，喝茶，饮食清淡，而儿子在湖北农村长大，生活习惯已经有些北方化了。
吃饭的时候，儿子要吃辣，觉得广东菜没味道，杨晓青担心他上火，但也只能由着他。杨晓青也注意到，大冬天里，儿子不会天天洗澡，还习惯吹风扇、开空调，他觉得冷，儿子却说热。
儿子偶尔也会打打游戏，杨晓青也像许多父母一样劝他少玩，但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怎么听。杨晓青把这种“唱反调”看作是年轻人独立的表现，他觉得这些都是幸福的“烦恼”。
不过，无论如何，17年的亲情缺失，不是一句“我是你爸爸”就能填补的。
周围的人又开始给杨晓青出主意：“既然找到了，就把户口迁回来吧。深圳户口以后好发展。”
还有人说：“让他改回名字，认祖归宗。”
对于一个讲究“根”的茂名人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要求，况且，这17年，杨晓青为了找他，耗尽了家财，受尽了委屈，这是他应得的“回报”。
但杨晓青没这么做，也不这么想。
他没有强行要求儿子把户口迁回深圳，也没有强迫儿子改名，他甚至没有要求儿子必须来深圳一起生活。
在确认了儿子在那边的“父母”家过得还算不错，确认了儿子读了大学，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去做“乞丐”，没有被“打断腿”，也没有走上“歪路”之后，杨晓青心里的那块石头，彻底放下了。
“他这么大了，有自己的思想。”杨晓青说。
在采访中，这位开了28年出租车、没读过太多书的父亲，说出了一段颇具哲学意味的话：“就像那只鸟，本来在大自然里飞的，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如果它不习惯，不吃你的东西，那小鸟自己就没了。”
他不想让儿子变成那只笼子里的鸟。
“如果他在那边习惯，觉得那边好，就在那边。如果他觉得深圳好，想回来，那随时回来。”杨晓青说，“只要他平安，读了书，我就放心了。”
找了17年，杨晓青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对于杨晓青而言，现在深圳的的士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网约车的冲击，让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缩水了不少。
那个的士司机赚钱相对容易的年代，那个红的跑关内、绿的跑关外、二线关检查站还灯火通明的特区初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杨晓青刚来深圳那几年，大街小巷总能听到的《恋曲1990》里唱的那样：“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来到深圳28年后，杨晓青没有发财，他依然住着出租屋，依然每天要跑十几个小时的车，依然为了生计而奔波。
但他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轻松、快乐。
“以前开车，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看谁都像人贩子，看谁都像我儿子。”杨晓青说，“现在石头搬走了，吃饭都香了。”
在杨晓青的车上，曾经贴了十几年的寻子海报早已经撕掉了，车窗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映着深圳蓝得有些刺眼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