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一张财富排行榜里的二十五年｜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胡润：一张财富排行榜里的二十五年｜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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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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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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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9日，厦门。胡润在电话那头显得有些匆忙，信号断断续续――他正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还有45分钟，广播就要催促这位55岁的英国人前往下一个城市。
25年来，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在这通被电流声干扰的电话里，他试图回溯1999年自己刚来到中国时的故事。那时他29岁，名字还叫Rupert Hoogewerf，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审计师，往返于伦敦和上海。
在上海，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报纸、上市公司年报和厚厚的企业黄页，他问身边的中国同事：“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
没有人能给他一个确切的名字。
那是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财富处于隐秘和不透明的状态，没有人统计，也没有人愿意被统计。
出于好奇，他用最原始的查阅方式，制作了一份包含50人的中国富豪榜单，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于“当下”财富人群的排行榜。中信集团的奠基人荣毅仁在这份榜单中被排在了第一位。
他把这份榜单翻译成英文，用传真发给了《财富》、《商业周刊》和《福布斯》等商业刊物，最终，《福布斯》用3000美元买下了这份稿件，刊登在杂志上。
2025年10月，胡润研究院发布了第27次“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已经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名单上的人数也从最初的50人变成了1434人。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胡润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中国商业史的一个贴身观察者。他记录了中国财富的激荡与流转，也见证了“首富”这个词，如何从一个烫手的标签，变成一个行业的坐标。
2002年的胡润一个敏感的话题
1999年，当第一份榜单发布时，“财富”在中国的商业语境中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词汇。
胡润回忆，那个时候，企业家不仅对“钱”敏感，对学历、居住地等个人信息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这种敏感并非毫无来由，在早期的榜单中，部分上榜者的结局加剧了这种恐惧，或者说，在千禧年初的商业环境中，低调是生存的本能。
在胡润制作的1999年中国富豪榜中，排在第16位的牟其中，后来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入狱；在2001年的榜单中排名第二的杨斌、第三的仰融，随后相继因经济犯罪接受调查或入狱；2004年登顶首富的黄光裕，也在几年后身陷囹圄。
随着这些名字的倒下，媒体和坊间开始将胡润发布的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有传闻称，税务部门会拿着榜单去查税，公众拿着榜单去猎奇，而上榜者则忙着给胡润发律师函。
媒体和坊间开始将这份榜单戏称为“杀猪榜”，有传闻称，税务部门会拿着胡润发布的榜单去查税，公众拿着榜单去猎奇，而上榜者则忙着给胡润发律师函。
2005年，胡润将太平洋建设的严介和排在榜单第二位，标注财富125亿元。
此前，严介和在公众视野中十分神秘，榜单发布后，严介和公开对媒体表示质疑，称不知道数据从何而来。但后来，严介和又在不同场合承认，这是一次配合的“炒作”，目的是让公司出名。
这是那个草莽时代特有的互动方式，冲突、试探、利用与被利用。
在与记者交流的过程中，胡润用“敏感”这个词来形容那段时期。
胡润说，从1999年到2012年这十几年间，宏观环境的每一次关键转折，都会让企业家群体变得特别敏感，他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当时很多企业家对未来看不清，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藏起来、低调下来。
2012年之后，胡润观察到，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上市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上市是一把双刃剑。”胡润说，它能带来融资，能规范企业制度，但前提是必须披露股份信息。
当IT、互联网、新能源等需要大规模融资的行业崛起时，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必须将财富置于阳光之下。
马化腾、张一鸣、雷军等技术型创业者的出现，改变了富豪群体的画像。他们不需要通过隐匿资产来获得安全感，相反，透明的股权结构是他们获取资本信任的基石。
但这种观念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胡润提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始终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为自己从数亿人中脱颖而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财不外露”观念的影响，他们又本能地抗拒张扬。
同样，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消费行为上。中国企业家群体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重要买家，他们购买劳斯莱斯、路易十三和顶级名表，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往往强调自己生活的简朴。
胡润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最伟大的财富是阳光下的财富。他认为，只有当财富能够被公开讨论、被合法记录时，商业社会才算进入了成熟期。
25年来，这份“胡润百富榜”榜单的意义，也逐渐从最初的猎奇，转变为一份对中国民营经济活力可量化的记录。
哪怕到了2025年，说起“胡润百富榜”，市场上依然会有争议，依然会有讨论，但恐慌已经退去。部分企业家们甚至开始习惯于用排名来衡量自己在行业中的坐标，甚至用它来作为企业实力的背书。
从1999年的50人，到2025年的1434人，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历程。
唯一的房地产商
除了对财富态度的转变，榜单上名字的更替，也记录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
2014年的胡润在胡润的记忆里，早年的“胡润百富榜”几乎就是房地产商的通讯录，1999年第一份榜单中，50%的上榜者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
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启动的年代，住宅、办公楼、商业广场的需求井喷，土地红利制造了最大规模的财富神话。
直到2018年，在胡润百富榜的前100名中，房地产商依然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许家印、王健林、杨惠妍，这些名字轮流占据着榜首或前列的位置。
然而，到了2025年，在胡润百富榜的前100名中，只剩下了一位房地产商，龙湖集团的吴亚军，排名第99位。
曾经的首富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王健林的财富在经历了多轮资产出售后大幅缩水；碧桂园的杨惠妍家族也因行业调整而财富大降。
“早年中国需要城市化，需要更多的地方去办公、去住，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被解决了。”胡润说。
旧的造富机器熄火了，新的引擎正在轰鸣。
2025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工业产品行业以16.5%的占比稳居上榜人数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消费品和生命健康行业。
占据榜单头部的名字也换了一拨人。
71岁的钟��以5300亿元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他卖水，也卖茶饮。农夫山泉在包装饮用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第一，而其推出的无糖茶饮“东方树叶”在近年来获得了爆发式增长。
排在第二位的是42岁的张一鸣，财富4700亿元；第三位是54岁的马化腾，财富4650亿元；第五位是56岁的雷军，财富3260亿元。
尽管外界习惯将胡润的榜单称为“富豪榜”，但胡润在与记者的交流中特意纠正了这个说法。
他说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富豪”这两个字，因为这听起来“只是钱多”，却忽略了财富背后的价值，他更愿意将这群人称为“超级财富创造者”或是“超级企业家”。
他认为，尽管宏观经济面临挑战，但过去的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财富积累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时期，区别于靠土地升值积累财富的模式，眼下，新一代富豪的财富更多来自技术突破和全球市场。
宁德时代的曾毓群（3300亿元，第四名）靠动力电池拿下了全球市场；小米的雷军靠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实现了财富增长1960亿元，成为2025年财富增长最多的企业家。
胡润特别谈到了“新质生产力”在2025年“胡润百富榜”中的崛起。
尤其是在生物医药领域，翰森制药的钟慧娟、百利天恒的朱义，因为在创新药研发上的突破，财富增长显著；在算力赛道，寒武纪的陈天石财富增长了近1500亿元，进入榜单前20名。
胡润坦言，他对生物医药领域的增长感到意外，深入研究后才发现，自己此前低估了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
这些数据描绘了中国经济的一条清晰曲线，资本正在从房地产中撤离，流向芯片、电池、机器人和创新药。
在观察这群掌控着巨大财富的人时，胡润发现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他们是全球最爱“读书”的富豪群体。在欧美或印度，企业家成功后很少会回到学校。但在中国，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去读EMBA、CEO班甚至DBA（工商管理博士）是一种常态，他们甚至不只读一个，往往会读很多个。
胡润认为，这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新的商业环境中重建人脉圈层。
第一代企业家很多学历不高，他们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短板；而新一代创业者，如寒武纪的陈天石、米哈游的蔡浩宇，本身就是学霸出身。
当然也有反例。霸王茶姬的创始人张俊杰，10岁父母去世，流浪7年，18岁才开始学写字，22岁创业，如今以135亿元的财富上榜。
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给胡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反复强调自己实在想象不到张俊杰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并在最后取得成功的。
胆子再大一点
2025年10月，胡润接到了印度办公室总经理的电话，对方语气急切，请求胡润帮忙在中国买一个叫“Labubu”的玩偶。
这位印度总经理告诉胡润，他10岁的女儿过生日，点名只要这个礼物。
在印度，虽然还没有泡泡玛特的门店，但孩子们通过社交媒体已经认识了这个长着尖牙的IP形象。
这个细节让胡润意识到，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海尔、联想的时代，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依靠并购，买下国外的品牌和渠道。而现在，TikTok、Shein（希音）、Insta360（影石创新）、大疆，以及泡泡玛特，正在用自己的品牌和产品直接占领全球年轻人的心智。
榜单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家中，有三分之一涉足出口业务。Shein的许仰天、影石创新的刘靖康，这些80后、90后创业者，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全球市场。
“他们不需要像上一代那样去适应全球化，他们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胡润说。
2025年的胡润在全球化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也迎来了大规模的代际传承。
娃哈哈的宗庆后去世后，女儿宗馥莉接手了这家庞大的饮料帝国；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的女儿高海纯也开始走向台前。
外界普遍质疑二代能否接得住一代手中复杂的政商关系。
胡润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二代从小目睹父母的辛劳，对企业价值观有天然的认同，他们大部分也通过商学院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父辈的人脉也会通过某种形式传承。
胡润还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朋友，28岁接班，管理着一家拥有1.3万名员工的企业，接班后，这位二代发现，父亲最信任的一位高管，多年来一直在欺骗公司。这位年轻的接班人必须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干掉”这位父亲的老部下。
“这对二代的成长很有帮助，但也挺可怜的。”胡润说。接班不是坐享其成，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业，他们要解决的是父辈留下的管理黑洞和制度漏洞。
在采访的最后，话题回到了胡润自己身上。
1997年，在安达信工作的他，决定给自己另起一个中文名。他原本的名字叫“胡儒沛”，取自“儒家”的“儒”。印名片时，他觉得这个名字笔画太多，太传统。
他问印名片的工作人员：“现在流行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对方说流行两个字。
他翻开字典，找到了“润”字。发音和他的英文名Rupert相似，寓意也好，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他，山西有一位财神也叫“胡润”，他出身贫寒，偶得元宝致富后，修桥铺路、造福乡里，被尊为“元宝财神”。
胡润觉得这个巧合很有趣，他做富豪榜，也是在挖掘商业世界的“元宝”。
那么，如果能穿越回1999年，会对那个29岁的自己说什么？
当记者问到上述问题时，胡润不假思索地回答：“胆子大一点。”
他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保守的人，在富豪榜影响力最大的那些年，曾有朋友问他，如果给他1000万元，他会怎么用？胡润当时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他坦言，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笔钱花在生意上。“如果那时候胆子大一点，说不定我自己早就上榜了。”他笑着说。
机场的广播响了，胡润匆匆挂断了电话。他要去赶下一趟航班，而在他身后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那张榜单上的名字换了一拨又一拨。
有人在狱中，有人在海外，有人在病榻，更多的人依然在会议室、在工厂、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