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分化:收入承压但支出加码 期待更多增量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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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6月24日

(原标题:财政收支分化:收入承压但支出加码 期待更多增量财政政策)

财政收支分化:收入承压但支出加码 期待更多增量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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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发布前5个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623亿元,同比下降0.3%。其中,全国税收收入79156亿元,同比下降1.6%;非税收入17467亿元,同比增长6.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486亿元,同比下降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5137亿元,同比增长1.9%。

从税收细分项来看,四大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处于正增区间,企业所得税增速持续为负,但增速改善。1至5月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4%,较前值增幅扩大0.6个百分点,增速改善的主因在于去年低基数效应。1至5月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速为-2.5%,较前值降幅收窄0.6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增速落入负增区间,指向企业生产经营端修复进度仍待改善。1至5月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6%,较前值增幅收窄0.2百分点,增幅收窄主因在于去年基数相对较高。1至5月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速为8.2%,增速改善也与去年低基数效应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4%,达30850亿元,个人所得税也保持较快增长。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表现尤为突出,同比大幅增长52.4%至668亿元,反映出资本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

联储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沈夏宜表示,收入端基本面修复加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降幅有所收窄,税收收入虽连续负增但趋势向好,非税收入则维持中性水平。

今年1至5月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11.9%,连续落入负增区间;同时,政府性基金收入负增,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沈夏宜认为,这印证了房地产与土地市场处于低迷期,政府性基金收入受土地出让金下滑拖累,整体增速为负,专项债发行进度偏缓,表明财政扩张动能不足;消费虽有修复迹象,但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均承压,叠加CPI与PPI持续负增长,经济修复进程面临一定阻力。

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持续增长,前5个月达112953亿元,同比增长4.2%。各级财政部门加大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支出保障。

“虽然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下探,但却不改财政发力的趋势。”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表示,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之下,“惠民生” 以真正提振内需,这成为 “抗风险” 的主要手段。这也体现在具体的数据上:一方面,5月民生相关支出同比增速依旧维持在7.8%左右,而投资的重要性仍在弱化,5月基建相关支出同比增速降至-7.7%;另一方面,在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强产业链韧性方面,5月科技支出同比增速大幅扩大至20.1%。

国盛证券首席分析师杨业伟认为,总体来看今年财政发力整体靠前,需要关注6月及以后财政发力的可持续性。

杨业伟分析,截至今年5月,累计广义财政赤字为3.30万亿元,假设今年名义GDP增速为4%,目前累计广义赤字率为2.4%,高于过去五年多数的同期水平,与2022年接近;进入6月以后,广义财政赤字往往变陡,意味着财政发力较多,6月之后的财政支出能否延续此前的较高强度,需要进一步重点观察。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既定政策早出台早见效,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会议后,降准降息随之落地,货币政策先行,但增量财政政策尚未出台。”杨业伟表示,考虑到今年以来财政发力主要依靠政府债融资,内需对财政支持的依赖度较高,叠加美国关税政策对外需的影响或逐步显现,后续财政加码支撑内需仍有必要,下半年可以期待更多增量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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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险公司一季度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情况正陆续披露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6月11日,已有3家养老险公司披露了2024年一季度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情况。具体来看,平安养老、长江养老、人保养老一季度末企业年金基金的组合资产净值分别为2909.7亿元、1353.8亿元、1057.3亿元,合计约5321亿元;一季度投资收益分别为26.72亿元、13.22亿元、6.67亿元,合计为46.61亿元。 合计投资收益达46.61亿元 从上述3家养老险公司来看,截至一季度末,这3家险企管理企业年金组合数合计为1076个,同比增长8.2%,组合资产净值合计约5321亿元,同比增长13.8%。从投资收益来看,3家养老险公司一季度合计投资收益达46.61亿元,同比下降33.5%。 从收益率看,3家养老险公司披露的三类计划(单一计划、组合计划、其他计划)一季度加权平均收益率普遍徘徊在1%左右。在各类计划中,固收类组合收益率表现整体优于含权益类组合。其中,一季度加权收益率最高的组合为平安养老其他计划下的固定收益类组合,加权平均收益率达1.19%。此外,平安养老单一计划下含权益类组合、长江养老单一计划和集合计划下的固定收益类组合加权平均收益率均达到或超过1%,分别为1%、1.09%和1.10%。 记者注意到,2024年一季度,3家养老险公司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在1%以内的数量为531只,占比51.4%;收益率分布在1%至2%之间的数量为397只,占比38.4%。而去年一季度,上述3家险企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在1%以内的数量为153只,占比16%;分布在1%至2%之间的数量为704只,占比73.5%。 受访专家表示,一季度3家险企企业年金不同组合收益率表现与债券市场、权益市场的表现相符,一季度债券市场走强,固收类组合表现较优,而权益市场的波动导致部分险企含权益类组合收益率为负。整体而言,企业年金为长期资金,中长周期投资收益率表现可能更能反映其投资水平。 “这一投资组合收益率水平反映出养老险公司获取稳定且较高的投资回报变得较为困难。”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原副主任、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表示,目前,养老险公司在管理投资企业年金业务时,既存在机遇,也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包括优质高收益率资产难寻;市场波动对投资策略及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等。 不过,李文中也表示,投资者在关注短期业绩表现的同时,也应更加关注长期投资收益率表现,以观察险企中长期投资能力。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目前,部分头部保险资管公司和养老险公司均可以管理企业年金。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保险机构应发挥管理“耐心资本”的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以持续提升管理企业年金的能力。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年金投资属于超长期投资,需要的是可以穿越周期的长期稳定投资回报,这也是保险机构在企业年金投资领域需要发挥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竞争点。毕竟,保险机构的出身和主要服务对象决定了其更擅长于对“耐心资本”的管理。因此,拉长资产久期降低再投资风险,加仓低估值高分红的绩优股等策略,符合企业年金的长期投资需要。 李文中也认为,保险机构在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中的优势包括三方面。一是更专注于养老金管理和企业年金业务,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二是依托强大的精算能力,能够精准评估风险,设计出符合不同企业需求的年金计划,并提供长期的财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策略,确保投资计划的可持续性;三是能够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因此,未来保险机构应继续强化在这些领域的优势。 翻译 搜索 复制 【作者:苏向杲 见习记者 杨笑寒】  (编辑:王欣宇) 关键字:...
新公司法今起施行 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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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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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6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全文公布。二审稿相较一审稿在立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对一审稿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例如“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文,以及授权公安机关采集违法行为人和被侵害者生物信息的条文,甚至是“侮辱谩骂警察”的条文,二审稿几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一审稿中所体现出的部门立法倾向,二审稿同样进行了一定纠偏。 但从整体来看,二审稿还有可以改善修改的空间,例如处罚圈的明显扩大、处罚幅度的明显提高、程序约束机制的明显松弛,二审稿并未完全予以纠正。而实践中呼声很高的有关治安违法记录的消除问题,二审稿同样没有涉及。 治安违法记录就是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客观记录。我国的犯罪附随效果至今都相当严苛,只要是受刑人员,无论其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不仅会有行业进入、资格受限、利益减损的惩罚,其犯罪附随效果甚至会殃及其亲属家人。 与犯罪记录一样,虽然目前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证券投资经纪法》等为数不多的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对违法前科者的资格限制和行业禁入,但违法记录的影响却远超人们想象。实践中,除了会确定性地影响当事人的入学、就业、入党、参军、晋升外,有无违法记录甚至还会被作为能否担任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能否悬挂退役军人光荣牌、能否参选村干部、能否进入专家库的前提。与其影响程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违法记录的记载、在错登时当事人是否可要求更正,甚至是为了摆脱持久的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有违法记录者可否要求行政机关彻底删除这些违法记录,在法律上都几无规范可循。 从法律明确规定来看,治安违法记录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行政处罚的量罚基准和刑事制裁的酌定情节。对于前者,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从重处罚”,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考虑处罚基准时,必须考虑当事人此前六个月是否已有违法行为;对于后者,例如《刑法》第153条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意味着此前是否受过治安管理处罚会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除了上述明确的规定外,违法记录更重要的功能是对有前科者的特别预防,即这些人因此前有过违法行为,所以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此要对其予以特别标注和特别盯防。这种特别预防的目的首先是公共安全和社会防卫,其次也是通过在常规处罚之外,再对其施加资格限定和行为禁止的惩罚,使违法行为人记住教训,进而达到“小过不生,大罪不至”的治理效果。但这种为个人终身贴上违法标签,也意味着将其永久地推向了社会对立面,同样会对其社会复归造成严重障碍。 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稿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违法记录封存问题,“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所谓封存,是通过控制和限缩违法记录的查询机制,通过禁止查询、披露和使用,来间接达到违法前科消灭的效果。 但一审稿的这条规定又存在明显局限:首先,规定仍旧允许“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但“有关单位”范围不明,很容易在实践中被不当扩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违法记录的封存仅限于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而言,其仍旧可能要终身背负违法标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治安类违法案件大概是800万起,这也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违法记录之苦。所以,从法律上的权利保护角度,我们呼吁《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接下来的修改中能对人数如此庞大的人群的呼声有所回应。如果彻底清除目前还较为困难,那至少可以在法律中规定限制查询,即学校、用人单位等部门只有在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时,才可对当事人的违法记录予以查询,而不是随便就让当事人出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对于那些曾犯罪的人,国家不仅会削鼻断臂,甚至还会在脸上刻字以示羞辱。这种野蛮的做法早已被现代法治所废弃。可让当事人终身背负违法记录,并持续地对其进行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隐蔽的“墨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法律应该给人更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应一旦有错就将其终身禁锢在数字监狱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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