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地方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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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3月20日

(原标题:曾刚:地方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

曾刚:地方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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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其稳健性也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金融生态的安全。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部分中小银行暴露出资产质量恶化、信用风险加剧、资本不足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地方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更具紧迫性。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置中小银行的存量风险,同时通过改革完善其发展机制,成为当前金融政策关注的重点领域。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九大任务之一,“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地方中小银行风险概况

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24)》显示,2023年末人民银行对3936家银行机构(包括24家主要银行和3912家中小银行)开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简称“央行评级”),评级结果由低到高划分为11级,其中1~7级属于安全边界内,8~10级为高风险状态,D级为机构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从银行类型来看评级结果,24家大型银行合计资产占参评银行的73.78%,评级结果均处于“绿区”1,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压舱石。其他银行中,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及直销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分别有95%、81%的机构分布于“绿区”,且无“红区”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评级结果次之,有68%的银行分布于“绿区”,但也有11%的机构为“红区”银行;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红区”银行数量占“红区”银行比重较高。

总体上看,评级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机构层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部分地方中小银行,数量占全部参评银行机构比重为9.07%,资产占比则不足1%。风险整体在可控范围。

地方中小银行风险成因

地方中小银行的风险成因复杂多样,既有内部管理和治理结构的缺陷,也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调整的影响。

内部因素

一是经营理念和经营能力相对落后。长期以来,中小银行出于谨慎发展的考量,“存款立行”“规模至上”等理念根深蒂固。应该说,作为市场竞争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强调规模发展和存款稳定性有其合理性。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净息差不断收窄的大趋势下,过度寻求规模扩张和不计成本的存款增长,非但不会促进银行的高质量发展,反而会影响银行的净利润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除经营理念滞后外,受科技能力、人力资源等因素的掣肘,中小银行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运营效率,与大行的差距也有所加大,这些都会对中小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

二是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由于规模较小、资源有限,部分中小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较低,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相对薄弱,导致难以全面、及时地应对各类风险。尤其是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部分中小银行的信贷审批流程不够严格,贷后管理不到位,导致不良贷款率较高,信用风险逐步累积。

三是公司治理不完善。部分中小银行在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薄弱,导致经营决策中容易出现管理失控和道德风险。此外,部分中小银行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管理层可能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风险防控,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累积。

四是业务结构单一、集中度过高。中小银行业务资质有限,收入结构来源单一,息差收入占绝对主导,受净息差收窄的冲击远大于大型银行。此外,在客户结构上,地方中小银行的行业或客户集中度也偏高,除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关联紧密外,业务结构也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关联度较高。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当地方支柱行业或产业遭受外部冲击时,中小银行相关业务风险就容易集中暴露。

外部因素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伴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小银行面临的外部压力显著增加。例如,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部分中小企业还款能力下降,直接推高了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此外,房地产市场波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外部风险,也对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小银行的风险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数据显示,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结构调整带来的实体经济层面的风险会对区域内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直接的影响,风险暴露较为集中。

三是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在需求端,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需求的总量增长有所放缓,制约了银行业规模扩张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大型银行下沉能力和意愿显著提升,再叠加新兴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数字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对长尾客群的拓展,中小银行在获取客户资源、市场份额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中小银行改革与风险化解

2019年以来,随着包商银行等个别中小银行风险陆续暴露,中小银行防范化解风险开始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2020年,原国务院金融委发布《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之后,新一轮中小银行改革重组、防范化解风险工作启动,包括有序处置重点银行机构风险、地方中小银行整合重组、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等。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相关工作加速推进,从2020年至今,中小银行资本补充专项债累计发行5040亿元,在推动中小银行新一轮的改革化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重点机构风险:一行一策,有序处置

2019年以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河南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陆续暴露,2022年辽阳农商行、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从其成因来看,除宏观经济因素外,大股东或实控人违法违规使用银行资金以及内部风控制度不足或是重要原因。监管部门通过新设立银行主体或区域内资质较好银行主体吸收合并、收购承接业务,以及引入外部战投资金支持等方式,有序处置重点银行机构风险。

城商行:整合重组

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开启了城商行整合重组序幕,但为降低风险外溢影响,不同于包商银行的清算退出,后续机构选择的方式以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为主,强调对高风险机构的“在线修复”。包商银行之后,四川、山西、河南、辽宁省以及新疆等区域的城商行先后启动整合重组工作。

四川银行成立于2020年11月,是基于化解风险目的,在原攀枝花市商业银行与原凉山州商业银行的基础上,引入28家战略投资者,以新设合并方式成立。

山西银行成立于2021年4月,由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

辽沈银行成立于2021年6月,同年9月吸收合并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后续或还将陆续吸收省内部分城商行,有序推进改革化险工作。

中原银行2021年末启动吸收合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三家省内城商行相关工作,根据公司公告,具体方案为向上述三家银行的股东发行约133.25亿股内资股,以清偿潜在吸收合并的总代价约285亿元,同时以初步代价不低于90亿元向潜在买家出售该行若干信贷资产及其他金融资产,2022年5月完成对三家城商行的吸收合并。

2024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新疆银行吸收合并库尔勒银行,并承接后者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机构和员工。此外,据媒体报道,新疆银行对新疆汇和银行的合并工作也已在推动过程中。

总体上看,城商行通过合并重组,有助于提升区域市场集中度,减少同业同质化竞争,增强市场议价能力。同时,合并能降低城商行经营成本,优化内部业务结构,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此外,还能够防范化解个别机构潜在风险,理顺股权结构,完善内部治理,发挥银行品牌效应,更好地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重组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是高风险中小银行的主体,也是风险处置的重点。农合机构方面,主要通过省联社体系改革,在改革中进行高危机构的风险处置。2022年4月,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制成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成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目前,农信社改革主要有几种模式:

表1?部分省联社改革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是联合银行模式。基层农商行仍保留法人地位,在具体实施中,部分选择“联合银行”模式的省区(如四川、新疆等),在改革过程中,还以地级市为基础,对部分(或全部)县域农合机构进行了整合,在联合银行的体系下,成立了地级市统一的法人,在这个过程中,对县域的一些高风险机构进行合并。

在组建联合银行过程中,也有“上参下”(省级联合银行入股基层农商行)和“下参上”(基层农商行持有省级联合银行股份,即省联社时期的股权关系保持不变)两种不同的模式,理论上讲“上参下”模式更符合公司治理的要求,但所需资金较大,且涉及基层农商行的股权结构调整工作,难度较大、耗时也会较长。因此,在基层农商行经营状况相对良好,且有上市银行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保持原有股权关系不变(即“下参上”)来组建联合银行的可操作性更强。

二是统一法人模式。通常为新设省级农商行合并吸收区域内其他农商行和农信社。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如海南农商银行,以及早年4个直辖市农商行和宁夏的黄河农商行等)以及潜在风险机构数量相对较多的省区,更多选取了这种模式,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统一法人过程中对潜在风险进行更为集中的处置。2024年以来,河南、新疆也先后宣布以统一法人作为省联社改革目标。其中,河南是在已经组建联合银行之后,将改革目标重新调整为统一法人,充分说明化解风险是此轮农信社改革关注的首要目标。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省份,采取了统一法人和原有农商行并行的模式,如辽宁,除31家农信机构合并成立的辽宁农商银行外,还有30余家独立的农商行法人机构。

三是差异化拆分模式。在省内经济发展差距大以及农商机构差异明显的省份(如广东和江苏),采取的模式是对原有的省联社体系进行拆分,将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机构从省联社体系中独立出来,将管理权限交于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平台企业对相关机构进行注资取得控股地位),剩余的机构则保留在省联社体系内,改组成为联合银行。在拆分过程中,部分风险机构被转让给独立出去的机构,形成“大帮小”的银行集团,由相对大的银行来吸收化解高危机构的风险。

村镇银行:增资、收购与转让

村镇银行的风险化解主要是压实主发起行的责任,并协调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支持。对仍具有发展前景的村镇银行,监管部门重点推动主发起行增资扩股,这一方面可以充实村镇银行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发起行的股权占比来实现并表,以此强化其对村镇银行的管理和风险职责。对缺乏发展潜力的村镇银行,则鼓励发起行进行全资收购,将其转变为分支机构或退出。此外,对主发起行设立在省外的机构(主发起行若为其他省份的地方中小银行,受经营地区的限制,主发起行难以通过全资收购将其变为分支网点),则探索引入新的股东(村镇银行所在省区内的中小银行)进行打包转让。

上述改革,在缩减村镇银行数量的同时,增强了村镇银行的资本实力,优化了股权结构,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的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从目前实践来看,相关化险工作已取得显著的成效。

结语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化解风险的关键时期。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政策层面,将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力度,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地方中小银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继续推动风险化解工作不断深入。但从长期看,仅仅是前期风险的处置和规模的扩大,并不足以让中小银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风险处置必须要同中小银行的内部改革相结合,通过完善公司治理、转变经营理念、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等,全面提升中小银行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兼并重组后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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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险公司一季度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情况正陆续披露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6月11日,已有3家养老险公司披露了2024年一季度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情况。具体来看,平安养老、长江养老、人保养老一季度末企业年金基金的组合资产净值分别为2909.7亿元、1353.8亿元、1057.3亿元,合计约5321亿元;一季度投资收益分别为26.72亿元、13.22亿元、6.67亿元,合计为46.61亿元。 合计投资收益达46.61亿元 从上述3家养老险公司来看,截至一季度末,这3家险企管理企业年金组合数合计为1076个,同比增长8.2%,组合资产净值合计约5321亿元,同比增长13.8%。从投资收益来看,3家养老险公司一季度合计投资收益达46.61亿元,同比下降33.5%。 从收益率看,3家养老险公司披露的三类计划(单一计划、组合计划、其他计划)一季度加权平均收益率普遍徘徊在1%左右。在各类计划中,固收类组合收益率表现整体优于含权益类组合。其中,一季度加权收益率最高的组合为平安养老其他计划下的固定收益类组合,加权平均收益率达1.19%。此外,平安养老单一计划下含权益类组合、长江养老单一计划和集合计划下的固定收益类组合加权平均收益率均达到或超过1%,分别为1%、1.09%和1.10%。 记者注意到,2024年一季度,3家养老险公司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在1%以内的数量为531只,占比51.4%;收益率分布在1%至2%之间的数量为397只,占比38.4%。而去年一季度,上述3家险企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在1%以内的数量为153只,占比16%;分布在1%至2%之间的数量为704只,占比73.5%。 受访专家表示,一季度3家险企企业年金不同组合收益率表现与债券市场、权益市场的表现相符,一季度债券市场走强,固收类组合表现较优,而权益市场的波动导致部分险企含权益类组合收益率为负。整体而言,企业年金为长期资金,中长周期投资收益率表现可能更能反映其投资水平。 “这一投资组合收益率水平反映出养老险公司获取稳定且较高的投资回报变得较为困难。”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原副主任、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表示,目前,养老险公司在管理投资企业年金业务时,既存在机遇,也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包括优质高收益率资产难寻;市场波动对投资策略及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等。 不过,李文中也表示,投资者在关注短期业绩表现的同时,也应更加关注长期投资收益率表现,以观察险企中长期投资能力。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目前,部分头部保险资管公司和养老险公司均可以管理企业年金。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保险机构应发挥管理“耐心资本”的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以持续提升管理企业年金的能力。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年金投资属于超长期投资,需要的是可以穿越周期的长期稳定投资回报,这也是保险机构在企业年金投资领域需要发挥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竞争点。毕竟,保险机构的出身和主要服务对象决定了其更擅长于对“耐心资本”的管理。因此,拉长资产久期降低再投资风险,加仓低估值高分红的绩优股等策略,符合企业年金的长期投资需要。 李文中也认为,保险机构在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中的优势包括三方面。一是更专注于养老金管理和企业年金业务,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二是依托强大的精算能力,能够精准评估风险,设计出符合不同企业需求的年金计划,并提供长期的财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策略,确保投资计划的可持续性;三是能够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因此,未来保险机构应继续强化在这些领域的优势。 翻译 搜索 复制 【作者:苏向杲 见习记者 杨笑寒】  (编辑:王欣宇) 关键字:...
新公司法今起施行 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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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公司“三会一层”治理结构,突出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明确上市公司应当依法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以及禁止违法代持上市公司股票   ▶▶明确界定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内涵与具体内容,加强对董监高关联交易的规范,新增关联交易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引入“事实董事”“影子董事”制度,明确“双控人”执行公司事务时的忠实、勤勉义务,以及“双控人”人作为“影子董事”的责任   ▶▶强化股东知情权,扩大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新增允许股东查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等   7月1日起,新公司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新公司法在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责任等方面亮点纷呈。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新公司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基础,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增强市场信心,将促进资本市场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强调董事会核心地位   新公司法优化了公司“三会一层”(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治理结构,提高“三会”运作灵活度,突出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升对董事履职和权益保护。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透明度,增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完善,对于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水平,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新公司法引入单层公司治理结构,允许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公司只设董事会的,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未来,监事会或监事不再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必选项,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结构的灵活性,上市公司据此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组织架构。   其次,新公司法将对股东会、董事会职权重新配置,如删除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职权,保留董事会“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扩充董事会职权,如新增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等。市场人士认为,这突出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新公司法提升公司董事履职和权益保护。如股东会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再次,新公司法还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增加“监事会可以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执行职务的报告”的规定。   最后,新公司法明确了上市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机制等事项”。李云表示,对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及董监高人员薪酬考核机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更好激励和约束董监高人员履行相应的职责。   新公司法还明确上市公司应当依法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以及禁止违法代持上市公司股票。李云表示,这是在法律层面首次对此问题作出规定,意义重大,对认定上市公司股份代持的效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行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公司法适用于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本次修法中对于强化公司“双控人(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对于加强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保护的规定,对于监事会和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的选择设立规定,对于公众公司的治理完善等均有重大的积极性意义。   规范“关键少数”行为   扩大“双控人”责任范围   新公司法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的责任,规范上市公司“关键少数”行为。如明确界定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内涵与具体内容;加强对董监高关联交易的规范,新增关联交易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等。   其中,新公司法规定了“事实董事”“影子董事”制度,成为一大亮点。根据新公司法要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汤欣表示,上市公司的部分董事可能由公司“双控人”推荐,甚至直接由作为自然人的“双控人”担任,厘清对董事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和合规义务的具体要求意义重大;在当下一些案例中,关联交易是对于“双控人”进行利益输送的主要途径之一,增加对关联交易的必经程序和不公允关联交易效力后果的规定,具有实效性;引入“事实董事”“影子董事”制度,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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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寿险均实现增长 A股五大险企上半年保费收入约1.7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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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四升一降”、寿险保费增速放缓、非车业务带动产险增长,A股5家上市险企上半年负债端呈现新变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4年上半年,A股5家上市险企合计实现保费收入约1.76万亿元,保费依旧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业内人士认为,增速放缓的背后,一方面是受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另一方面是寿险部分渠道销售有所放缓。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保费收入“四升一降”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上市险企整体保费收入依旧保持稳健增长,呈现“四升一降”格局。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统计,上半年,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新华保险等5家上市险企合计实现保费收入约1.76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03%,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但增幅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除新华保险保费收入下滑外,其他4家险企上半年保费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具体来看,中国平安同比增长约4.66%,中国太保同比增长约2.37%,中国人保同比增长约3.34%,中国人寿同比增长约4.10%。 上半年,产险和寿险保费均实现正增长,但产险保费增速更快,对总保费增速贡献较大。平安产险、太保产险、人保财险合计实现保费收入约5854.21亿元,同比增长4.54%;平安人寿、中国人寿、太保寿险、人保寿险、新华保险合计实现保费收入约1.1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12%。 后续寿险保费增长仍将是总保费增长的重要支撑。天风证券表示,预计后续寿险表现与2023年情况接近,险企短期上宣传3.0%定价利率产品即将停售,从而带来负债端增长。预计新老产品切换后,受客户资源提前消耗影响,负债端增速或将趋缓。但从长期角度来看,新产品在同类竞品中仍具备相对优势,负债端中长期较为稳定。 寿险增速有所放缓 与2023年上半年寿险公司总保费近7%的增速相比,今年上半年寿险保费增速有所放缓。 新单增长较慢是寿险保费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务中,个险业务和团体业务的新业务分别同比减少5.69%和1.26%;太保寿险代理人渠道新保业务同比增长3.4%,银保渠道和团政渠道新保业务分别同比下降29.7%和21.1%。 银保渠道新单大幅下滑主要受“报行合一”影响。金融监管总局人身险司司长罗艳君近日表示,从“报行合一”执行效果看,全行业相关渠道平均佣金水平较之前降低30%。综合评估,强化“报行合一”要求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长期利好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负债端来看,下半年预计储蓄险需求持续旺盛,叠加银保渠道新单保费去年四季度基数较低,看好新单保费延续增长、价值率同比改善。 非车业务表现亮眼 近年来,产险公司日益重视非车险业务发展,这从非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增长中亦可看出。 太保产险和人保财险上半年非车险保费增速均超过公司总体保费增速。其中,太保产险实现非机动车辆险保费收入约608.61亿元,同比增长约12.3%;人保财险实现非机动车辆险保费收入约1726.32亿元,同比增长约4.61%。 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市场投资者关心着大灾导致保险公司赔付率上升,会对上市险企业绩有较大的影响。 国泰君安非银金融研究团队预计,上半年上市险企财险费用率改善,将部分抵消大灾、汽车出行增加等赔付率抬升的压力,同时龙头财险公司一贯审慎的准备金政策积累了较厚的安全垫,有利于在年度间平滑承保利润。 翻译 搜索 复制 【作者:何奎 实习生 王海晴】  (编辑:王欣宇) 关键字:...
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

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

(原标题:寿险业力推代理人转型 打造专业规划师覆盖多业务领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周三,保险业新“国十条”正式出台,其中提到“加快营销体制改革”。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为保险业继续探索营销人员转型,确定了制度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近年来,头部寿险公司在探索打造专业规划师:金融保险规划师、健康财富规划师、养老规划师、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全生命周期规划师…… 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从保险代理人到各类规划师,是保险公司围绕客户需求而从供给侧的改革升级,也意味着保险从侧重销售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转变。这些规划师的新职业,不仅对代理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是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比拼。 多种规划师浮出水面 近日,新华保险在全渠道高峰会上宣布,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规划师(WLP)培训体系。WLP是该公司在“XIN一代计划”框架下,针对优秀销售人员规划的新发展赛道,使命是围绕客户及家庭的全生命周期保险保障及金融需求,以跨学科、广融合的知识结构,为客户提供人身保障、健康、养老、财富管理和子女教育的服务,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和全财富周期的解决方案。 这是推动绩优代理人向规划师进阶的又一家大型寿险公司,此前数家寿险公司已经行动。 去年,中国人寿宣布启动“种子计划”的新型营销模式布局,建立以“金融保险规划师”为主体的新队伍,为客户提供健康、养老、财富管理等多元保障。截至6月末,“种子计划”有序推进,已在24个城市启动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平安人寿携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打造“平安人寿财富康养保险规划师”培养项目,涵盖投资、法律、税务、医学、养老等多个领域。 泰康保险集团打造健康财富规划师(HWP),旨在为客户提供保险、健康、养老和理财的咨询规划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保险和医养实体服务相结合的规划需求。 太保寿险在队伍转型中打造“五年四证”专业能力认证体系,即为保险代理人打造包括健康管理师、养老规划师、财税规划师、传承规划师在内的五年专业培训及职业认证计划。探索独立代理人模式的大家人寿也推出“三年六证”专业认证培养计划,包括健康财富规划师、退休养老规划师、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师等。 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平人寿的“医康养经理人”,友邦人寿的“养老规划师”,人保寿险的“IWP保险财富规划师”,财信人寿的“PLP个人寿险规划师”等。 从形式上看,有保险公司的规划师项目面向现有销售队伍,如平安人寿。也有的是新建一个规划师队伍,对其在招聘条件、支持政策上会区别于既有销售队伍,如中国人寿、人保寿险等。 保险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朱俊生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每家公司的规划师与代理人之间的差异性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各类专业规划师是代理人的“升级版”。 从侧重销售 到以客户为中心 朱俊生认为,保险公司打造各类专业规划师,是在供给端的代理人层面不断升级,推动专业化转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高净值人群的需求。80后、90后成为保险公司主力客群,他们对保险代理人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决策更加理性。而高净值人群近年越发受到保险公司重视。 “从保险代理人到规划师身份的转变,其实是从原来侧重销售的保险服务模式,转变为以客户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需求为中心,以专业价值和长期陪伴为特色的保险综合服务模式的转变。”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这也是顺应保险行业以客户为中心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趋势。 周瑾认为,这一转变,对代理人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专业价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简单靠缘故关系和营销话术的销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专业需求。规划师必须具备经济、金融与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就客户关心的资产配置与财富规划、健康管理与养老安排,乃至税务筹划、家族财富传承等需求,提出有价值的专业建议,才能吸引和留住客户,并通过伴随式的专业服务,达到客户需求满足和客户价值挖掘的双赢目标。 为提升综合实力赋能 推动代理人走向专业规划师,保险公司需要有配套的支持政策,既要赋能代理人专业,也要打通康养生态等各类服务资源,为代理人搭建更好的资源平台。 在周瑾看来,对保险公司而言,打造规划师的模式,需要改变经营模式和理念,修改基本法与考核标准,提升队伍的专业技能,配备数字化的平台工具。对于高端策略的保险公司,还可能通过独立品牌与文化的塑造、荣誉体系的设计、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配套,以实现差异化的竞争。 有别于现有队伍,中国人寿的“种子计划”有新定位、新架构、新制度、新营销、新赋能、新发展。其中,新架构是指营销组织架构从多层次向扁平化转变,从一人多职向专业专注转变。新制度即通过在激励导向、考核管理、人员准入...